马一浮是20世纪的学术大家，涉猎广泛，在经学、史学、哲学、佛学等领域均有建树，本书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对马一浮的研究与介绍：一、马一浮的成长成才之路。家庭背景、婚姻生活、留学经历、朋友结交对马一浮选择终身以学术为事业起到了重要作用，他重视儒家典籍的研习和释家载籍的精修，从而形成其儒佛会通的思想，亦与其经历息息相关。二、马一浮的学术精神。马一浮始终强调并坚持知识分子应有自由研究之空间，学术研究应有自主性，独立不倚，志不可夺。他主张读书应渐次与穷理尽性、蓄德进德、体验证悟、涵养功夫、变化气质联系起来，即其所谓读书之五个阶段。三、马一浮的主要学术观点。他强调“六艺论”，认为六艺统摄中西一切学术，国学即六艺之学；又强调“义理明相论”，是马一浮针对六艺而建构的融通儒佛又辅以因明之学的新义理学说。四、马一浮的学术实践。马一浮在浙大，尤其是建立和管理复性书院的过程中，他的学术旨趣、人才培养理念等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实践。正文后，作者又将代表马一浮学术追求与为人秉性的言语辑录出来，更有利于读者了解马一浮其人。此次增订，主要是增加了《马一浮国学论的施教义旨》一文，对马一浮国学论的阐释进行了更加全面深入的分析与论述。
作者开篇便提出，力图“让马先生自己说话”，选取了几个侧面来介绍马一浮，既有学术性，又兼顾故事性，文字又不乏活泼，是一部兼具学术研究与知识普及价值的读物。
如果我们认同马一浮重新给国学下的定义，即认为国学是“六艺之学”，具体包括经学和小学的内容，那么国学在今天的具体发用，特别是其施教内涵的展开，就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了。
首先，它是一种学问根柢，是为学的大本，人文学者、文史学者，都需要有此根柢。所谓为学要知本末，“六经”就是学问的“本”，其余都是末。所谓做学问要明源流，“六经”就是源，其余都是流。所谓知终始，六经就是始。马一浮说的“六艺可以统摄一切学术”，就是这个意思。而且也可以知道，定义国学为“六艺之学”并不是要把国学儒学化，而是把国学复原为最高的经典之学。因为，诸家之学都可以从“六经”中找到渊源。实际上，谈中国人文，谈中国的文史之学，谈中国的学问，如果不懂得“六经”，不懂得“四书”，应该难以置喙。晚清大儒沈曾植就曾说过，後生没有念过“四书”，不具备他与之交谈的理由和条件。
其次，六经不仅是中国学问的源头，也是中国人德范德传的渊薮，是中国人立身修德之基，同时也是中华立国的精神支撑。我们华夏民族，如无“六艺”为精神依据，便人不知何以为人，国亦不知何以为国矣。葛洪说过：“五经为道德之渊海”，既是“治世存正之所由”，又是“立身举动之准绳”，“其用远而业贵，其事大而辞美，有国有家不易之制”。斯又如一位古学先生所言：“吾常昧爽栉梳，坐于客堂，朝则诵义文之《易》 ，虞夏之《书》，历周公之典《礼》，览仲尼之《春秋》。夕则逍遥内阶，咏《诗》南轩，洋洋乎其盈目也，焕烂兮其溢目也，纷纷欣然兮其独乐也。当此之时，不知天之为盖，地之为舆，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躯也。”是为读经之乐，虽是古人的感受，亦不妨略资想象。
第三，以六艺之学为国学，则国学可以入于国民教育。2008年，我继《论国学》之后，又写了《国学辨义》长篇论文，对国学入于国民教育的问题进而有所探讨。我主张小学、中学，大学的一二年级，作为通识教育的课程，都开设国学课。内容就是六经，而以《论语》和《孟子》作为入径。本来开始我提出的是在小学开设国学课，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先生，他是有名的文化社会学家，曾担任中文大学的校长。他看到我的《论国学》一书，写信说，你提出了重要的问题，这一主张等于在现在通行的知识教育之外，补充上价值教育。但金先生说，何必只在小学呢？他说中学和大学也许更重要。我觉得他讲得非常正确，所以在《国学辨义》长文中采纳金耀基先生的高见，论述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二年级开设国学课的具体设想。当然六经的文字比较难读，但《论语》和《孟子》可以成为六经的入门阶梯。因为孔孟所讲的义理，就是六经的义理，这一点宋代的二程（程颢、程颐），和朱熹，他们讲得最清楚。二程子甚至说：“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他们还做了一件思想史和教育史上的大事情，即把《论语》、《孟子》和《礼记》的《大学》、《中庸》两篇，编订在一起，名为《四子书》，简称《四书》。明清以后《四书》广泛流行于社会，成为普通中国人进学的教科书。
“六经”虽难，《四书》却读来方便。当然《大学》、《中庸》读懂也不容易，比较起来《语》、《孟》更好读一些。所以我主张在小学、中学和大学的一二年级开设国学课，不妨从《语》、《孟》入手，轻松一点，每周一节课，五十分钟，也不必看注释，主要是白文选读。小学就是《论语》和《孟子》，一二三年级也可以只读《论语》，四五年级再读《孟子》。开始选读，有了基础，再阅读全本。中学就可以读包括《大学》、《中庸》在内的全本《四书》了。高中再加上“六经”经文的选读。过去的教育，中国传统的教育，私塾的教育，书院的教育，基本的教材，都是《四书》、《五经》这些东西。这样在百年之后，几百年之后，这些中华文化的最基本的经典就可以成为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它不会影响青少年对现代科技的吸收，不影响你将来选择的专业方向。我认为这是现代教育亟待需要解决的非常重大的问题，
第四，如果认可六艺之学为国学，现代教育系统所缺失的传道的问题，就有着落了。自从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这是中国教育转型的一个分界线），其中衍生出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为人们习而不察，这就是教育和传道的问题。晚清开始我们采取的西方的教育体制，主要是知识教育。当然这是不得不然的选择。因为我们必须往现代的方向走，不可能不采取现代教育体制，重视知识教育，否则我们的科学技术便不会发展。但现代以知识教育为重心的教育体制，丢失了一个东西，就是“道”。我们的传统教育，历来把传道放在第一位。所以韩愈的《师说》提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授业就是讲授专门知识，解惑是回答弟子的问题，但“传道”是放在第一位的，这是中国历来的教育传统。那么道者为何？传什么道？既不是老庄之道，也不是佛教之道，更不是基督教或天主教的道，而是中华文化最高经典里面的道。这个道在哪里？在《论语》，在《孟子》，但主要是在六经。六经的基本义理就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天下大道。可惜现代教育制度建立以后这个道不传了，这是一个无可估量的损失。也许有人会讲，现代教育体制来自西方，不也是知识教育吗？人家不是也不传道吗？这个说法不对。西方也传道，只不过它有单独的系统，它的传道是通过教会。
第五，以六艺之学为国学，大中小学开设国学课，其中应当有文言文的写作练习一项。五四新文化运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自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也是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必然之势。但彻底放弃文言、废弃文言，则不是明智之举。就像现代知识教育丢弃了传道一样，文言写作的基本废弃也是文化传承的一个损失。文言有什么好处呢？文言的重要好处是它可以保持文本书写的庄严。文言表达婉曲典雅，可以不失身份的曲尽其情。其实国家的重要文诰，重要的文件，包括庆典的告白，以及外交文献，适当使用一点文言，会显得更加典雅庄重。诚如马一浮先生在抗战时期对国家文制所期许的：“飞书走檄用枚皋，高文典册用相如，中土如有复兴之日，必不安于鄙倍。但将来制诰之文，必须原本经术，方可润色鸿业，此尤须深于诗书始得。”我所说的文本的庄严，就是这个意思，马先生已经专门示明了。
所以，如果定义国学为六艺之学，国学就可以入于国民教育。反之，如果定义国学为国故学，由于繁多而不知从何说起。即使定义为我国固有学术，那也不是很多人都需要涉猎的领域。那是研究中国学术史的人所研治的范围，不可能也不需要大家都“热”在其中。惟有六艺之学，关于六经义理价值的学问，那是与每一个人都相关的学问，应该成为国民教育的基础内容。如果一定要使用“国学博士”的称谓，那么其所作的学位论文，亦应该不出经学和小学的范围，而且获得此一博士学位的人应该少之又少。其他博士需要三年，这个以经学和小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应该需要五年或者六年的时间。此外，国学教育也应该同时成为国学研究的对象。以此大学的国学院，应该有三部的设置：第一，经学部；第二，小学部；第三，国学教育部。
按此思路，如此设置，百年来的国学与现代学术分科的纠结，便可以迎刃而解了。
第一章 马一浮的文化典范意义
第二章 马一浮青少年时期的学问储备
第三章 马一浮的学术精神和学问态度
第四章 马一浮和“六艺论”
第五章 马一浮的“义理名相论”
第六章 马一浮与复性书院
第七章 马一浮的儒佛会通思想
第八章 马一浮的佛禅境界和方外诸友
第九章 马一浮与国学
第十章 马一浮国学论的施教义旨
跋语
增订版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