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传：闪烁的记忆》：
1917年出版、由胡里奥·莫里纳．努涅斯和胡安．阿古斯汀．阿拉亚编写的《抒情诗集》是智利公认的最好的诗集之一，也是聂鲁达和其他二十年代智利诗人的“参考书”。诗集中的一章专门收录“无政府主义诗人”的作品——首先是戈麦斯·罗哈斯、马努埃尔·罗哈斯”，其次是马格诺·艾斯宾诺莎、路易斯·欧雷阿、爱德华多·何恩托索、安东尼奥·阿塞维多·埃尔南德斯和弗朗西斯科。佩索阿。佩索阿悲怆的《复仇之歌》抒写了发生在伊基克圣玛利亚学校的惨案，上千抗议的硝石矿工人被屠戮。惨案的讯息像工友间的诗歌《草原之歌》一样迅速传播开来．智利、阿根廷、乌拉圭的工人和玻利维亚的矿工、巴拿马运河劳苦工作的人们用《缺席》一曲的旋律传唱《草原之歌》（“我歌唱草原，那悲伤的土地／被诅咒的土地……”）。值得一提的是，胡里奥·莫里纳·努涅斯和胡安·阿古斯汀·阿拉亚在诗集中对藐视一切权威的意识形态做出了反思，他们指出，有些无政府主义者的目标并不是改变世界：“他们的目标仅局限在表达我国无产阶级、矿工、佃农的痛苦，怀着真情实感表述智利底层人民的痛苦。”无政府主义者对智利当年的社会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路易斯．埃米利奧．雷卡瓦伦也不例外。
就像《抒情诗集>>的主编所说的那样，智利特色的无政府主义与暴力不沾边：相反的是，智利的无政府主义者身体力行，通过在工人中心、工会演说，力图用思想和理性的力量来说服大众认识社会正义与和平的力量。尤其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和平的力量逐渐压倒暴力的诱惑。智利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何塞。
多明戈．戈麦斯．罗哈斯为人慷慨、魅力非凡；在他的影响下，安东尼奥·阿塞维多·埃尔南德斯、马努埃尔．罗哈斯与何塞．桑托斯·冈萨雷斯·维拉都成了无政府主义的代言人。戈麦斯．罗哈斯是个年轻的诗人，信奉基督教，相信救赎的力量，也受到了尼采哲学的影响：他曾活跃在新教教会，之后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加入了激进党。毫无疑问的是，戈麦斯。罗哈斯成了一代年轻诗人的精神导师。
在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下，年轻的聂鲁达成了智利大学学生会激进杂志《光明>>的撰稿人。《光明》杂志自戈麦斯．罗哈斯遭暗杀后问世，到聂鲁达加入时己出版了39期。聂鲁达虽然从未见过戈麦斯·罗哈斯，但诗人对这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钦佩有加。戈麦斯·罗哈斯的遇刺也让聂鲁达和当时的广大学生和工人义愤填膺。
聂鲁达对戈麦斯．罗哈斯的钦佩是毋庸置疑的：年轻的诗人甚至千方百计救出了后者未出版的《全集》的手稿。多年后，聂鲁达五十岁生曰的时候决定把自己的图书、重要文件和收藏的海螺捐给智利大学，同时也献出了珍藏多年的戈麦斯．罗哈斯手稿。也许聂鲁达对收藏的热衷，就是从《光明》杂志社档案中抢救小英雄的手稿开始的吧。
在智利麦哲伦大区的卡洛斯。维嘉和法比奥·莫拉加的策划和协助下，戈麦斯。罗哈斯的《全集》终于问世。作品正式命名为《何塞。多明戈。戈麦斯．罗哈斯：生平及作品》”，在作者诞辰一百周年时由蓬塔阿雷纳斯市的阿泰利出版社出版。卡洛斯．维嘉告诉我，是他们亲手誊录了戈麦斯．罗哈斯的手稿，并把它一字不漏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两位付出的辛劳，堪称智利文学史上的“考古项目”，两人夜以继曰却乐此不疲。在智利大学保险箱里保存了几十年后，戈麦斯·罗哈斯一笔一画写下的手稿现在陈列在安德烈斯·贝佑档案馆中：手稿包括戈麦斯．罗哈斯所有的文章和诗句，其中大多数从未出版——有表达其基督教信仰的诗，有叛逆的诗歌、挽歌，有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散文和日记。遗憾的是，戈麦斯．罗哈斯的小说《从海到海》、剧本《爱情死了吗》和在克里塞奥剧场首映的话剧《悲伤的酒》剧本，以及他送给冈萨雷斯·维拉的《游子》剧本的手稿至今下落不明。
在如此重大的发现面前，我们不得不问，为什么聂鲁达从未提到过自己有着戈麦斯·罗哈斯的手稿？为什么聂鲁达没有想办法出版诗人的作品？是因为不重视，还仅仅是因为淡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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