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日光流年》的写作过程，至今仍使我有着后脊发冷的感觉，那种 备受煎熬的不光是自己的躯体，更是心灵的一次死亡过程。或者说，那是一 次走向心灵之死的漫长写作。13年前，1994年的4月，我从河南携着妻小调往北京二炮部队的电视剧 制作中心，“名分”是编剧，实际上我仍在天天思考着小说。虽然那时腰椎 病使我几近瘫痪在床，每走几步快路，腰的疼痛和左腿的麻木便让我感到活 着没有意义，而死去又是一种恐惧。就在这样的矛盾中，我把家安在了二炮 文化部专门为我腾出的两间会议室里，把床摆在西边，把锅放在东边，把孩 子的课本搁在床头，把新买的拖把挂在公用厕所的门后。收拾一毕，迎接我 的第一件事情，是我的小说《夏日落》因为在香港有了称赞，被那边的一些 报纸杂志誉为是大陆“第三次军事文学浪潮”到来的代表之作：“其第三次 浪潮的宗旨，就是描写军人灵魂的坠落。”他们哪里明白那个时候我们的社 会意识，正忙着进行“反和平演变”，社会思想中，还有着“凡是敌人反对 的我们都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这样一股强烈的暗流。既 然香港那边如此颂赞我的小说，那必然是小说中有着被“敌人”欢迎的地方 ；加之有人连续写信给总政有关部门，状告我的军事文学创作有这样、那样 的问题。于是，我就被组织约去进行严肃的“谈话”。谈话之后，我就开始 忍着腰病，趴在床上一份一份地写着总也不能通过的检查。腰上离不开用钢 板制作的宽大腰带，又因为经常趴在床上写作，出现了不停的眩晕症状，而 寄往《钟山》、《花城》等刊物都已排版的小说全被紧急撤回，精心写出的 检讨又总是被退回修改…… 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之下，在两个多月如行走在黑暗胡同中样等待上级给 我的处理决定中，在我和妻子说好若被处理转业就从此不再写作、一心回家 种地的时候，我又迎来了二炮部队成立三十周年的盛大纪念活动。为了立功，为了表现，为了“将功赎罪”，我拖着病体，希望能为部队三十周年写些 什么。各级领导为了让我能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为了我有一些立功的表现，使人家在帮我解困时有些说辞，也就把纪念三十周年的电视剧的编剧任务恩 于了我。于是，为了完成这部电视剧创作，我就在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中国 残联专门为残疾人服务的下属工厂，请他们根据我的病情，为我设计、制作 了一个能在活动躺椅上半躺、半坐、仰头向天进行写作的一个铁器写作架。那个写作架，既能在地上滑动，又能在地上固定；架上的写作板，能根据我 仰躺的姿势，调整出和我手臂、眼睛相适应的各种写作角度。这样，我就在 等待处理决定的过程中，开始了那部歌颂部队官兵“爱国爱军，敢于牺牲” 的电视剧创作。剧本不长，只有十集，取名为《青山巍巍》。可每次我扶着 墙壁或让妻子搀着，从床边走向那只有几步路的写作架时，我都会忍不住掉 下眼泪。妻子问我：“是腰疼得厉害吗？” 我向她摇头。妻子又问：“那为啥？” 我就咬着嘴唇，让她离开，说我要写作了，最好家里没人。妻子就提着 菜篮上街买菜，买完了在楼下转悠，不到烧饭的时候，不回家打扰我的写作。可是，妻子走了，我也不一定真写，就那么躺在椅子上发呆，一呆就是半 个小时，一个小时，甚至半天。样子好像是在思考我的命运、我的生存，还 有我活着的意义和写作的目的。其实，那时候脑子里一片空白，空白中又堆 着些许人生的杂物。就这样，一个多月之后，我交掉了十集电视剧剧本，完成了我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主旋律写作。就这样，在剧本通过之后的下半年，我躺在残疾人工厂为我特制的写作 架上，开始了长篇小说《日光流年》的创作。因为躺椅太硬，我总是在椅面 上垫下一床被子。那年夏天，写《日光流年》时，我的后背出了很多痱子。那年夏天，写《日光流年》时，关于《夏日落》挨批、被禁的许多事情，慢 慢有了不了了之的结果。后来，听说莫言因为《丰乳肥臀》的创作离开了部 队。后来，见到了一个中国作协的批评家，他说你被不了了之的原因，是港 台都又报道了你阎连科被批的这起事件，祸起于此，祸息于此。而我们单位 的领导，则给我说是，你写《夏日落》是偶然的一桩事情，总体上你是好党 员、好干部，又带病为部队成立三十周年进行写作，就在党员会上作一次公 开检讨，事情也就了了。也就作了公开的检讨。也就继续着《日光流年》的创作。下年，《日光流年》写到三分之一时，电视剧拍摄完毕，还拿了总政的 “星光杯”奖和优秀编剧奖。领奖时我没参加，领导领奖回来开会，兴奋地 在会上表扬了我。我为表扬感动，也为拿奖高兴。可从办公室回家又躺下写 作时，忍不住冷泪直流，默默哭泣。这次流泪，脑子里不是空白。脑子里写 满了生命、生存和生活，还有《日光流年》中人物为活着的意义和无意义。流泪，是为自己在写作中的心灵之死，为心灵的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就这 样，我一边四处求医看病，一边躺在椅子上写作。残联为我制作的写字架是 深红颜色，厚漆，写作中漆没被磨掉，可不知为什么我会在那块活动写字板 上涂满了各种各样的墨水，写满了发呆时胡乱写上去的没有意义的字和句子。到了两年之后，第三年时，小说写到了四分之三，我遇到了西安的 一位教马列主义哲学的教授，他对马列主义哲学心存疑惑，可对中医坚信不 已。他是治腰椎病业余、神秘的奇人高手，经了他的精心，最终使我从腰上 卸掉了那六年时间下床时必须捆在腰上的铁板腰带。疾病虽未根除，但却使 我终于可以行走，可以每天拿出一点时间坐下写作。在我可以重新坐下写作 时，我没有继续《日光流年》的创作，而是用一周的时间写了中篇小说《年 月日》。由于对坐下写作的渴望，由于坐下写作又给我带回了写作的生命之 愉，《年月日》的创作不是在写，而是在泻，一稿而就，就而寄出。1997年11月，我完成了《日光流年》的初稿，完成了走向心灵之死、又 使心灵复活的一次写作。那年单位年终总结，因为我连续几年表现不错，或 多或少进行了主旋律的创作，大家一致同意要给我记功，可被我委婉而拒了。我说：“我把我的长篇写完了，我已经给我记过了功。” 2007年1月21日于北京P4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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