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最乐观的时候，ix我希望接下来的章节会终结过去十年来困扰社会生物学的那些争论。我的主要目标是尽可能清晰地说明社会生物学是什么，它以何种方式关联于进化论，以及这种依赖于劣质分析与薄弱论证的野心勃勃的论断，以何种方式吸引了如此众多的公众的注意力。这个目标并非完全是否定性的。假如读者被提供了一个与社会生物学本质以及该学科应当满足的方法论标准有关的清晰见解，那么，他们就有可能抛弃有关人性的不成熟思考，而且还有可能欣赏到那种对非人类的动物行为所做的令人激动的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我所提供的设想或许在这种充满活力的研究工作中是有用的。它甚至有可能帮助我们构想出一种研究人类行为的进路的未来发展，这种进路真正运用了生物学的洞识。
本书的篇幅不仅比我所预料的要长，而且比我所期望的要长。它的长度源于我努力要完成的诸多工作。我试图以这样的方式公正对待人类社会生物学的主要研究进路，从而避免人们指责我的批评是有选择性的，而这迫使我思考了社会生物学分析的大量例证。我也试图让这本书成为独立自足的。我希望，那些感兴趣的读者即便先前没有任何生物学或科学哲学的背景，他们也会发现，本书中的技术性观念都已经得到了解释，他们不需要通过别处的查询来理解主要的问题与论证。
简要的章节规划或许可以充当一个确认主要兴趣要点的指南。导论旨在提出那种导源于某些社会生物学论断的政治含义的问题并给予它们应有的评价。接下来的四个章节为之后的批判性分析设置了舞台。第1章处理的是社会生物学的最为流行的版本［即由E?O?威尔逊（E?O?Wilson）在其早期社会生物学作品中引入的版本］提出的主要议题与论证。第2章概述了当代进化论的主要观念以及x由于这种理论而产生的哲学问题。第3章审视了触发动物行为研究的理论的新发展。在第4章中，我凭借先前章节的素材说明了社会生物学究竟是什么，它以何种方式相关于进化论，以及这些关于人类的争议性议题以何种方式相关于非人类的动物的社会生物学。
第5章到第8章系统批判了社会生物学对人类做出的最为流行的论断。第5章在关于人类行为的诸多方面的分析与某些关于非人类的动物行为的最佳研究工作之间进行了比较。第6章试图揭露一些常见的方法论谬误，它们困扰着社会生物学关于人性的诸多论证。第7章的技术性稍微强一些，它聚焦于适应主义纲领的合法性，这种纲领构成众多社会生物学与进化论的研究工作的普遍基础。在第8章中，我试图专注于论证，即思考如何将先前章节提出的异议适用于四个主要例证。
第9章致力于分析人类社会生物学的一个不同的研究进路，它是由理查德?亚历山大（Richard Alexander）与他的同事所贯彻的研究进路。在第10章中，我思考了威尔逊最近与查尔斯?拉姆斯登（Charles Lumsden）共同从事的研究，他们意在提供一种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由于这条拉姆斯登威尔逊的研究进路引入的技术性，本章对读者的要求必然会比先前的大多数讨论更高。尽管如此，我希望，我已经让这种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的目的与论断变得比以往更可理解。第11章处理的是社会生物学关于人类的利他主义、人类的自由与伦理学的论证。
某些章节包含了这样一些论证，它们的严格表述需要使用一定数量的数学符号。尽管这些演算通常并不困难，但是，我仍然试图避免由于一堆符号而失去读者，因此，我将数学讨论与文本的主体分开。那些情愿跳过数学的读者可以在文本中发现一个定性版本的论证。那些关注细节的读者可以查阅从A到O的技术性讨论。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受到了许多人的恩惠。很多人就原稿的诸多部分向我提出了有价值的评论、批评与建议。我特别感谢约翰?比蒂（John Beatty）、威廉?查尔斯沃思（William Charlesworth）、埃里克?恰尔诺夫（Eric Charnov）、吉姆?克钦格（Jim Curtsinger）、诺曼?达尔（Norman Dahl）、约翰?杜普雷（John Dupré）、道格拉斯?弗图伊玛（Douglas Futuyma）、弗兰克?麦金尼（Frank McKinney）、克雷格?帕克（Craig Packer）、安妮?普西（Anne Pusey）xi与罗尔夫?萨特里厄斯（Rolf Sartorius）。不用说，人们不应当假定这些人会赞同我所撰写的所有内容。
我还要特别提到五个人，他们为我提供了广泛的帮助与建议。我从彼得?艾布拉姆斯（Peter Abrams）与琼?赫伯斯（Joan Herbers）那里得到了关于众多关键细节以及一些具有普遍重要性的问题的宝贵建议。理查德?列万廷（Richard Lewontin）对早期的文稿做出了众多评论，而他的评论在我改善最终版本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可贵的作用。艾利奥特?索伯（Elliott Sober）仔细的阅读与逐行的评论加强了我对几乎每一个问题的讨论。帕特丽夏?基切尔（Patricia Kitcher）对含糊论证与晦涩表述的精准眼光，帮助我让本书变得更加清晰与更加具备可读性。我深深地感谢这些人投入的所有时间与思想。我希望他们会认为这是值得的。
自从我在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获得了一个研究员的职位之后，我就开始了对进化生物学与社会生物学的研究。我要感谢协会的支持，我也要感谢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的热情好客。如果没有由国家人文基金会的大学教师学术奖金提供的一年休假这个有利条件，我就无法撰写完成这本书。我要感谢基金会授予我的学术奖金以及明尼苏达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于1983年夏给予我的资助。
最后，我要感谢萨莉?利伯曼（Sally Lieberman）与贝琪?安德森（Betsy Anderson），她们为文稿的编撰提供了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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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利奥特·索伯（Elliott Sober），威斯康星大学哲学教授
★该书真正为社会生物学这个主题给出了决定性的论断。它的论证一丝不苟，范围全面。它的论述是对社会生物学家的诸多伪装的谨慎而又理性的打击。基切尔所做的是从基本的哲学视角与技术性视角两方面来探讨社会生物学的问题。他不仅已经表明，在社会生物学家试图完成的事业中存在着诸多严重的技术性谬误，而且还表明，即便这些技术装备是无可挑剔的，也还潜在地存在着一些深刻的哲学问题，而这些问题是社会生物学家尚未成功应对的。
——理查德·列万廷（Richard Lewontin），哈佛大学生物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