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全面梳理了《国语》中的生态哲学思想，揭示了人们对天人之际的认识由“事神保民”到“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的思想变迁的过程，深入分析了“和实生物”及“时”“通”等哲学范畴的生态内涵，对《国语》中“被文相德”“懋昭明德，物将自至”“圣人贵让”等生态德性论思想及其关于山川、薮泽、土地、鸟兽的生态共同体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从而展现了西周至春秋时期人们对于天地自然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的特点。
第一章
《国语》中的生态思想概述
《国语》中的生态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国语》展现了从西周到春秋这一历史时期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变迁过程。总体来看，从“事神保民”到“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的转变，表明人们对自然的神格信仰逐渐淡化，亦代表着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和实践能力的提升。《国语》对中国生态哲学范畴亦有所发展，其提出的“和实生物”的命题，既是一种思维方式，又是人和万物的存在方式。此外，《国语》亦丰富了“时”“通”等生态哲学范畴的内涵，这意味着人们对自然的认识逐渐深化。《国语》提出“被文相德”“懋昭明德，物将自至”“义以生利，利以丰民”以及“圣人贵让”的思想，体现了人在自然万物面前德性主体和知性主体的统一，这是儒家生态德性论的基本特点。《国语》还记载了大量对鸟兽、土地、山川的道德关怀和对其生态价值的论述，集中体现了生态共同体的思想特点。
一、从“事神保民”到“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国语》中的天人关系论
生态学的核心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中国哲学史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往往以“究天人之际”的方式展开。从人类思想史发展来看，“对天人关系的认识是一个不断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人类存在的限度内，‘天人之际’会一直地‘究’下去。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究天人之际’，每一个时代的‘究天人之际’都会构成整个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片段”。而且，由于生存环境、民族习惯和社会发展程度等因素的差异性，“究天人之际”亦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国语》的时间跨度约五百年，地域范围涵盖周王室、鲁国、晋国、楚国、越国等。这既构成了中国古代“究天人之际”过程中的重要片段，其本身亦经历和展现出人类思想变迁中的历史性特征和地域性差异。
天人关系的最初表现形式是人神关系。在人类社会早期，面对雷电、洪水、飓风等自然现象，人们往往无法解释甚至无所适从，但却总能感知其力量的强大，这是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面对异己的自然力，人们普遍采取人格化的方式赋予其情感、意志以及超自然的力量和形象。恩格斯指出：“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这是早期社会人类认识自然的基本方式。这些特征在《国语》的历史记载中亦有所体现。
《国语》中有大量的关于“神”的记载，其含义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其一，“上帝山川百神”，是指天地山川等自然界广泛存在的超出人类自身意志和实践范围的现象，具有泛神论的特点，这是《国语》中所记载的自然之“魅”。其二，“事神保民，莫弗欣喜”，这里的“神”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联系更为密切，是指一种具有权威性的神意，在一种较为抽象的意义上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而存在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政治生活之中。
陈来教授曾经对西周时期“天”的观念进行分析，认为其具有“超越的神格”“自然存在”和“宇宙秩序”三种含义，其发展趋势则是：神格信仰逐渐淡化，向自然和秩序方面“偏移”。这种变化在《国语》中有清晰的呈现。春秋末期，随着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和实践能力的提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更加系统化。尤其体现在“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的命题上，这既强调了天时地利的基源性地位，又充分凸显了人的主体性，已经清晰地展现出了天时、地利、人和的辩证统一结构。
总体来看，从“上帝山川百神”“事神保民”到“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的转变，表明人们对自然的神格信仰逐渐淡化，其实质则是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和实践能力的提升。其思维方式和思想体系亦在不断深入和完善，这为后来的中国思想家对天人之际的探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二、“和实生物”：《国语》中的生态哲学范畴
《国语》在中国生态哲学范畴亦有所发展，其提出的“和实生物”的命题，既是一种思维方式，又是人和万物的存在方式。此外，《国语》丰富了“时”“通”等生态哲学范畴的内涵。生态哲学范畴反映的是具象性事物背后的普遍性规律和价值，这意味着人们对自然的认识逐渐深化。
史伯曾经和郑桓公就西周“王室多故”的政治形势进行讨论，他认为，虞、夏、商、周之所以能够立国，就在于其先祖能够“成天地之大功”，即充分利用天地自然的基源性条件，通过“平治水土”“播植百谷”等活动实现万物各得其宜、各乐其生。史伯进而论述了“成天地之大功”的内在机理，也就是必须遵循“和实生物”的原则。他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这里已经从本体的意义上把“和”视为万物化生的基本原则和方式。首先，“和实生物”，“生物”是“和”的根本目的，“和”则是“生物”的基本方式。“生”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生命的化生、养护，其二是指生命存在的状态以及生命体之间的相互关联。其次，“以他平他谓之和”，“他”就是指“他者”，是指一个统一体内部的不同要素，各要素之间互为“他者”；“他者”之间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关系以及构成这种关系的过程则是“平”。“以他平他”是实现“和实生物”的必要条件。因此，“和实生物”既是一种思维方式，又是人和万物的存在方式。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生命体甚至非生命体之间构成一种“共生”关系，日月星辰、土地山川、草木鸟兽以及人类共同构成了宇宙的美好图景与秩序。
除了这种共时性的统一性关系之外，“和”还体现在一种历时性的时间时序关系之中。“夫辰，角见而雨毕，天根见而水涸，本见而草木节解，驷见而陨霜，火见而清风戒寒”。这里所描述的是一种自然时序，应该是人类活动的基本遵循。唯有依自然之序行人道之事，才能从中获取财用，以养护群生。依此，《国语》提出了“审其四时”“助时”“时儆”以及“圣人之功，时为之庸”等思想，体现了对于自然时序的认识和遵循。
《国语》中记载有“川，气之导也”“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以及“政不行，何以导民”的思想，肯定了“通”和“导”在自然演化和政治运行中的意义。其“导气”“导利”“导民”的思想在思维方式上具有一致性，体现了自然生态与政治生态的统一，从而丰富了中国传统生态哲学的范畴体系，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
三、“懋昭明德，物将自至”：《国语》中的生态德性论
在人与自然交往的历史过程中，人的认识和实践能力亦在不断增强。对于人的主体性，中国传统哲学是有清晰认识的，《礼记》说：“人者，天地之心也。”一般而言，“心”具有两重含义：“心”既是思虑之心，具有认识天地自然的功能；亦是道德之心，以德性来规范和约束人在天地自然面前的实践行为。《国语》提出“被文相德”“懋昭明德，物将自至”和“圣人贵让”的思想，体现了人在自然万物面前德性主体和知性主体的统一，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
晋悼公（名晋周）是春秋时期的一代英主，在其即位之前，曾居于周侍奉单襄公。单襄公对其有极高的评价，认为其“被文相德，非国何取？”，也就是说，晋周具备了“文”与“德”，终必得国，成为晋国之君。可见，在单襄公这里，“文”与“德”被视为成为一国之君的内在条件。那么，何谓“文”呢？从形式上看，“文”似是一种全德之名（包含敬、忠、信、仁、义、智、勇、教、孝、惠、让十一种具体的德性），但这并不能构成“得国”的必然条件。进而，单襄公指出：“天六地五，数之常也。经之以天，纬之以地，经纬不爽，文之象也。”这段文字其实才是“文”的实质性含义。“文”其实是以天之六气（阴、阳、风、雨、晦、明）和地之五行（金、木、水、火、土）为基本内容的天地自然之道。“被文”即能够认识天地之经纬，并以之作为人事活动的基本规则，如此，才能够“得国”，“其行也文，能文则得天地，天地所祚，小而后国”。除了“文”之外，晋周之“德”亦为单襄公称道：“夫正，德之道也。端，德之信也。成，德之终也。慎，德之守也。……慎成端正，德之相也。”可以发现，“文”与“德”是人在天地自然面前知性主体和德性主体的体现，而这两者的统一其实正是儒家生态德性论的基本特点。
目录：
第一章 《国语》中的生态思想概述
第二章 《国语》中的天人关系论：
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总体性认识
第一节 “上帝山川百神”：《国语》中的自然之“魅”
第二节 “事神保民，莫弗欣喜”：政治合法性的神意基础
第三节 “民神异业，敬而不渎”：绝地天通的思想意义
第四节 “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天地人的辩证统一结构
第三章 《国语》中的生态哲学范畴：
对天地自然认识的深化与系统化
第一节 “和实生物”的生态意义
第二节 “圣人之功，时为之庸”：“时”的生态意义
第三节 “川，气之导也”与“政不行，何以导民”：
“通”与“导”的生态意义
第四章 《国语》中的生态德性论：
人的德性主体与知性主体的统一
第一节 “被文相德，非国何取”
第二节 “懋昭明德，物将自至”
第三节 《国语》中的义利之辨及其生态意义
第五章 《国语》中的生态共同体论：
对天地自然的道德关怀与实践
第一节 “生态共同体”概述
第二节 “天之所支，不可坏也”：生态共同体视域下的山薮川泽
第三节 “祖识地德”：对土地的敬畏与感恩
第四节 “蕃庶物”的生态意义
结 语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