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学科前沿报告2015》：
资源消耗偏高，环境压力加大，资源环境的约束日益突出是现行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的突出问题。我国主要资源性产品消费占全球总消费的比重，明显大于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经济的比重。虽然生产的产品有不少是用于出口的，但单位产品资源消耗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水平。同时，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的消耗以及生态环境的代价也很大。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需要长期面对的重大挑战。汪同三、蔡跃洲（2007）通过利用相关宏观指标进行数量对比分析，论证了当前由固定资产投资和净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其根源是现行收入分配机制中存在的扭曲。从宏观层面，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和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决定了高储蓄率，而高储蓄率必须由高投资和高净出口来平衡支撑。从微观层面，初次分配中高利润、低工资的局面和企业自身的逐利动机共同推动了投资和出口的高速增长。这种格局必将长期带来产能过剩、产业逆向选择等不良后果，最终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付敏杰（2010）认为，在现行生产型税制下，地方政府为了保持财政收入的增长，必然会想方设法建立更多的企业和更多的产能，以增加税源和提高收入。这就在客观上将地方投资、产能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联系在了一起：高产能导致高收入，低产能对应低收入。还会使得税收过于集中地依靠几个大型企业，不但会带来财政风险，还会增加不和谐因素。如果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压力转变到产能上，尤其是由于资源价格过低而形成的资源消耗型低技术含量企业，就必然会形成大量的落后产能，使得经济增长回归到粗放型模式中去。张华荣、陈伟雄和方忠（2013）将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因素归结为资源和要素价格扭曲、政府职能不清晰、利益分配不均衡、科技创新体系不健全等。张群、孙志燕（2013）提出，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阶段，多种矛盾交织交汇。特别是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各级政府应重点创造有利于“创新驱动”的体制机制，将投资政策、市场规制、产业政策三方面作为我国近期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先行突破口。何爱平、张志敏（2013）认为，资源和环境两块短板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过程的硬约束，资源环境的约束也使得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发展难以为继。破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势在必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也是物质利益关系演化的过程，随着利益关系的变化，各经济主体的行为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与此适应的制度安排和激励结构也必须做出调整，并通过制定激励机制来规范主体行为。
金碚（2008）从我国工业资源现状人手，论证了中国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受现行资源供求关系的约束。原因在于，作为工业过程的基础性资源（往往也是生活的基础性资源）具有普遍供应要求，所以，对于其价格上升，社会往往不能容忍，或者不能承受价格机制对资源配置特别是资源替代进行调节的长期过程，因而需要政府干预，包括价格调控、行为管制、标准强制、政府规划、国家垄断等多种方式。工业技术路线和工业化资源路线体现了获取竞争力源泉的需要，工业技术路线和工业化资源路线的转变，实质上就是工业竞争力源泉的转变。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寻求竞争力的新源泉，是在新的发展阶段优化工业化资源路线的根本要求和核心内容，也是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权衡（2009）提出，资源稀缺性、发展目标从增长延伸到发展、人的自由发展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依据。尤其对当今的世界经济而言，资源短缺越发成为一个全球性难题，如何有效改进资源配置方式，以改进效率并最终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及提升人类社会福利水平已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从理论发展而言，关注的焦点也不应仅局限在资源配置的内部结构本身，而须扩充资源禀赋的边界和外延，以宏观的视角，从整体模式上进行拓展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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