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是国际投资舞台上重要的参与者。继2012年首次位列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继续保持强劲增长态势，2013年再创历史新高，达到1078亿美元，并且随着国内转型升级和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会持续高速增长。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的同时，所受外部风险显著提升。伊拉克电站中方员工撤退失败被困、中铝在秘鲁的铜矿项目被叫停、中国员工在赞比亚受袭、安邦收购纽约酒店被重估等成为投资受阻和失败的典型案例。因此，做好风险预警，进行正确识别并有效应对，是中国企业保持经营稳定性和延续性、提高海外投资成功率的必要保障。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前沿，企业异质性假设是该理论与先前理论的根本区别，也是这一理论的重要创新。基于微观层面分析，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对当前企业国际贸易以及对外投资的问题具有较大的解释能力。因此，运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解释各国对外贸易及投资问题成为目前及未来国际贸易学的研究热点。当下，中国对外贸易在国内以及国外经济增长中都显得不可或缺。对外贸易成为国内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发动机，也在世界贸易中取得了数一数二的位置。同时，2005年以来，中国对外投资步伐不断加快。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已经位列世界第三。结合这些经济事实，运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对中国企业出口以及投资的研究不断呈现。然而，这些研究多集中于生产率角度、融资约束角度以及国内市场分割即贸易成本角度。《信用风险与异质性企业国际化路径研究》另辟蹊径，认为由于国内商业信用体系不完善导致企业面临的信用风险会出现差异，从而影响企业自身流动性，对企业出口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信用风险与异质性企业国际化路径研究》总结了国内外关于企业国际化路径选择的研究，作为《信用风险与异质性企业国际化路径研究》与已有理论和研究的衔接点，同时作为文章创作的起始点。随后，《信用风险与异质性企业国际化路径研究》对比了不同类型国家的信用体系状况（包括征信国家与非征信国家），指出中国目前的信用体系处于建设初期，是信用体制不健全的状态，作为《信用风险与异质性企业国际化路径研究》创作的体制背景。接着，文章梅里兹（Melitz，2003）的模型、赫尔普曼等人（HMY，2004）的模型以及引入融资约束的梅里兹模型（Chaney，2005）。在此基础上，引入商业信用风险因素，给出信用风险下的梅里兹模型的一般性阐述，作为《信用风险与异质性企业国际化路径研究》创作的理论基础。
以现有的研究以及文章的信用体系对比分析、理论分析为前提，《信用风险与异质性企业国际化路径研究》给出关于信用风险、技术水平、市场开拓成本等因素对企业出口决策、出口量以及对外投资决策影响的实证分析。
《信用风险与异质性企业国际化路径研究》分别用截面数据、面板数据验证信用风险对企业出口决策以及出口量的影响。实证的研究结果表明：面临信用风险较小的企业出口的可能性较大，进一步，在已经进入出口市场的企业中，面临信用风险小的企业出口量也较大；技术水平较高的企业出口的可能性反而较小，同时出口量也是较小的，这是中国企业出口的“生产率悖论”问题，但是我们经过一定的稳健性检验，发现悖论的出现与生产率的构成有一定关系：当我们以全要素生产率（TFP）代替近似全要素生产率（ATFP）以及全员劳动生产率（LP）的时候，所谓的“生产率悖论”消失了。需要指出的，生产率指标的替代都没有改变信用风险指标的稳健性；企业市场开拓投入即营业费用越大，企业出口的可能性是增加的，同时企业的出口量也是较大的；外资企业出口的可能性更大，而国有企业出口的可能性更小。综合信用风险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结果，《信用风险与异质性企业国际化路径研究》提出应健全信用体系，为企业出口提供信用环境。
《信用风险与异质性企业国际化路径研究》利用截面数据分析了信用风险等因素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信用风险越大的企业对外投资的可能性越小；技术水平越高的企业对外投资的可能性越大；外资企业对外投资的可能性较小，而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可能性大于非国有企业。结合这些研究结论，《信用风险与异质性企业国际化路径研究》提出应健全信用体系，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良好的信用环境，在此基础上，应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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