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黄金之海
很多年前，我在非洲中部一个有着一千年历史的农村帮一个同事进行考古挖掘。我在工作中发现了一些鱼骨，但那名同事把它们扔掉了。“没用的，”他说，“我们无法鉴定这些骨头。”作为一名新手，我没什么发言权。我敢说，他很快就忘记了那些碎鱼骨，可即使到了60年后的今天，我依然记得他说过的话。我对于古代渔业的兴趣正是从那次早就完成的考古挖掘活动开始的。
20世纪60年代初，我开始在非洲农村进行独立考古挖掘，但没有找到任何和鱼相关的证据。那里的村民以种植谷物和养牛为生，偶尔出去打点野味或寻找一些可食用的野生植物。在一次考古挖掘中，我们发现了猎人和植物采集者的踪迹。那个地方叫吉绍（Gwisho）温泉，位于村庄*北部。三千年前，一小群猎人在温泉旁宿营，从那里俯瞰卡富埃河[1]（Kafue River）冲积平原。每到夏季，洪水就涌入这片巨大的平原，当其褪去后，便留下很多浅水池。
在吉绍温泉，我和比利时同事弗朗西斯·范·诺顿（Francis Van Noten）的运气不错。遗址被水浸泡着，我们发掘出一些木矛头、一把原始的铲子、无数羚羊骨头、植物化石，还找到了一堆鱼骨。我请赞比亚渔业官员格拉汉姆·贝尔-克罗斯（Graham Bell-Cross）来检查那些鱼骨，结果发现它们几乎都是鲶鱼的骨头。因为洪水消退后，猎人们可以用长矛刺杀鲶鱼。我们不知道能从这堆骨头当中获得多少信息，可克罗斯告诉我们，骨头*完整的那条鱼重2～3公斤，跟如今卡富埃河的鲶鱼个头差不多，这让我们大为震惊。三千年前，鱼在吉绍人的食谱中并没有占据重要地位。现在回想起来，吉绍人肯定是在洪水退去时趁机捕获了这些鲶鱼。那时候人们很容易在浅水滩里发现和杀死鲶鱼，他们甚至可能用手抓了一些鱼。
鱼和渔业的历史
这些年来，我拜访过非洲和其他地方的现代渔村，仔细研究过一些难以辨认的古代鱼骨，并且跟很多渔民交谈过。那些渔民来自不同地方，他们有的在深海捕过鱼，有的在浅水水域劳作过。我见过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洄游的鲑鱼，它们挤在湍急水流和浅水滩里，那副景象让我着迷。那时我才意识到，地球曾经拥有过富饶的渔场，但直到近些年，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才开始认真关注渔业这种人类*古老的生存方式之一。
长久以来，渔民都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群体，他们通常处于社会边缘，远离法老的宫殿和拥挤的街市。人们每天都能吃到渔民捕来的鱼，却不知这些鱼来自何方。如果愿意的话，人们一年四季都能吃到鱼，因为它是一种稳定的食物来源。古代渔民目不识丁，现代学者很难找到他们留下的文字记录，渔民的贸易史更是充满挑战性的难解之谜。因此我们必须从多学科收集渔业方面的知识，比如考古学、人类学、历史、海洋生物学、海洋学以及古生物学等。
由于极度缺乏18世纪以前的第一手资料，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宫廷秘史、水产上市信息、庄园和寺院日记以及偶尔能找到的相关论文寻找渔业方面的史料。此外，当代学术界从人类学角度对古代的自给性捕捞和软体动物采集进行了深入研究，其研究成果给我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让我能够从一个宝贵的角度去审视在考古遗址发现的数千块残缺不全且非常细小的鱼骨头。
第一批认真研究史前鱼类和软体动物的人是19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考古学家。他们在波罗的海沿岸的考古遗址附近发现了巨大的贝冢（即史前贝丘），然后他们仔细地把鱼骨头和贝壳进行了分类。他们的工作却鲜为人知，但情况并不让人意外，因为在20世纪初，绝大多数考古学家只要挖掘到鱼骨，就只会认为那是当地居民捕捞上来的，而不会对鱼类的品种、捕获年份和重量等信息分门别类，他们的考古报告几乎没有评估这些鱼类和软体动物对于吃它们的人来说有什么重要性。
20世纪50年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考古学家们开始意识到，研究远古社区的意义远大于计算石器数量或对比陶瓷碎片。为了获得所需信息，考古学家们转而研究动物骨骼、植物残骸和鱼类，这也是如今的考古发掘速度比上一代要慢得多的原因之一。20世纪70年代，考古挖掘队通过细筛网和水来过滤沉积物样本，以回收那些不显眼的植物残骸和鱼骨，筛网的孔越细小越好。这种方法通常被称为湿筛法，或者叫浮选法，它能够给我们提供大量关于古代渔业的知识。在瑞典东南部拥有九千年历史的诺耶·桑南桑德（Norje Sunnansund）远古遗址，考古人员使用网眼直径为5毫米的筛网，而非2.5毫米筛网，结果鱼骨的回收数量减少了94％。
[1] 卡富埃河，东非河流。源出刚果（金）-赞比亚边界，流经卡富埃低地和卡富埃峡谷，在津巴布韦的奇龙杜（Chirundu）附近汇入赞比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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