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北京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教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11年，自1993年任教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现为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从事电影、大众传媒与性别研究。开设“影片精读”“中国电影文化史”“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性别与书写”等数十门课程。中文专著《雾中风景》《电影批评》《隐形书写》《昨日之岛》《性别中国》等；英文专著Cinema and Desire, After Post-Cold War。专著与论文被译为韩文、日文、德文、法文等十余种文字出版。

　　《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是戴锦华教授文化研究领域的经典代表作，详细铺陈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文化的种种面向，从高雅艺术到大众文化，从精英到市井，在书中都有精彩描述。更为重要的是，戴锦华教授从各种扑朔迷离的现象中勾勒、提炼出中国当代文化的成因、本质与走向，拓清了身在其中的各种文化迷障，找到属于这个时代的、隐形渐显的文化内涵。
　　对于读者来说，本书能够带领我们重温或新识90年代中国社会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因此它首先是一本有趣、好读甚至充满“怀旧感”的书。其次，它还能让我们从现象中看出本质，从迷障中找到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又是一本关系到我们每一个当代中国人心灵托付、精神归依的带有强烈“启世感”的书。

文化风景线的延伸

毋庸置疑，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姑妄称之为“大众文化”的通俗、流行文化以愈加有力而有效的方式参与着对转型期的当代中国文化的构造过程。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现、当代中国不同的历史阶段，“大众”文化始终在通过不尽相同的途径或隐晦或直接地作用于中国社会，只是由于某种文化的“视觉误差”的存在，使它长期以来成了文化视野之外的盲区。而90年代尤其是1993年以降，“大众”文化的迅速扩张和繁荣，以及它对社会日常生活的大举入侵和深刻影响，使得我们无法对它继续保持可敬的缄默。无论是已成为普通家庭内景的电视机拥有量在中国城乡的惊人增长，还是在时间与空间维度及权限范围的意义上不断扩大其领地的电视节目；无论是好戏连台、剧目常新的图书市场，还是乍冷乍热、令人乐此不疲的电影、影院与明星趣闻；无论是面目一新的电台里种类繁多的直播节目，还是林林总总的热线与专线电话；无论是耳熟能详、朗朗上口的电视、电台广告，还是触目可见的海报、灯箱、广告牌、公共汽车箱体上诱人的商品“推荐”与商城“呼唤”；无论是不断改写、突破着都市天际线的新建筑群落间并置杂陈的准仿古、殖民地或现代、后现代的建筑风格，还是向着郊区田野伸展的度假村与别墅群。当然，尚有铺陈在街头报摊之上的各类消闲性的大小报章与体育、军事、青年、妇女类通俗刊物，装点都市风光的时装系列、悄然传播的商品名牌知识，比比皆是的各种类型的专卖店，使城市居民区钻声不绝、烟尘常起的居室装修与“厨房革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毋庸置疑，这一特定的文化现实对中国的人文学者乃至人文学科构成了全新的挑战。一如雷蒙德·威廉斯所指出的，至此，“文化”的涵义已转化为“表达特定意义与价值的特定的生活方式，它不仅存在于艺术与学识中，还存在于制度与日常行为中。就此而言，对于文化的分析便是对特定生活方式即特定文化中隐含于内彰显于外的意义与价值的分析”。我们间或需要一种文化理论，以研究“全部生活诸要素间的关系”，用以显现这一过程中历史的维度及日常生活表象背后的社会发展趋势。对此，我们姑且借助“文化研究”来称呼这一新的研究对象与领域。
然而，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对人文学者们所构成的挑战，不仅仅意味着研究与关注对象的转移与扩展，而且意味着对既定知识结构、话语系统的质疑；它同时意味着对发言人的现实立场和理论立场的追问。如果说，站立于经典文化的“孤岛”上，将杂芜且蓬勃的“大众”文化指斥为“垃圾”并慨叹当代文化的“荒原”或“废都”，是一种于事无补的姿态，那么，热情洋溢地拥抱“大众”文化，或以大理石的基座、黑丝绒的衬底将其映衬为当代文化的“瑰宝”，则同样无益且可疑。在此，且不论中国是否已进入或接近了一个“后现代”境况，也不论西方的“后现代”情境是否真正“填平了雅俗鸿沟”，在今日之中国，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大众”文化不但成了日常生活化的意识形态的构造者和主要承载者，而且还气势汹汹地要求在渐趋分裂并多元的社会主流文化中占有一席显位。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无助于拓清这一斑驳多端而又生机勃勃的文化格局。试看，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1993年）在重述美国梦的同时，也在抒发着不无激愤、痛楚与狡黠的民族情感，在建构“富人与穷人”“男人和女人”“美国人和中国人”的故事的同时，也在消解并转移着二者间的对立。同样，《过把瘾》（1994年）、《东边日出西边雨》（1995年）在美妙光洁的准肥皂剧表象下展现着中国的无名世界化大都市景观，构造着“个人”和关于个人的文化表述，同时也在重申着“核心家庭”、家庭伦理、“平装版”的人道主义信条及商业社会的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而《苍天在上》（1996年）、《车间主任》（1998年）、《抉择》（1999年），则无疑试图触摸社会现实中的重大命题，同时以经过缝合的革命经典叙事和通俗情节剧样式规避现实的沉重与挤压。同样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纪实片《5·18大案》（1994年），专题系列报道《中华之剑》（1995年），感人且迷人的电视剧《西部警察》（1995年），催人泪下的《咱爸咱妈》（1996年）、《儿女情长》（1997年）、《岁月如歌》（1998年），轰动朝野、老少咸宜的《雍正王朝》（1999年）与《还珠格格》（1998年），其多元文化定位与繁复的社会功能，都在向我们揭示着今日“大众”传媒及“大众”文化在当代中国所扮演的重要而极度复杂的角色。我们姑妄将同样成功并流行的电视连续剧或系列剧《我爱我家》（1994年）、《武则天》（1995年）、《宰相刘罗锅》（1996年）、《英雄无悔》（1996年）、《孽债》（1995年）、《好好过日子》（1999年）、《牵手》（1999年）等存而不论。

文化研究及其陷阱

作为一个新的学术领域的文化研究（或曰文化评论）由是成为必需。事实上，1993年以来，种种学术论文、随笔、杂文以至专著，已然在有意无意间开始建构或涉足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此间，简约斑驳暧昧的包装与油彩，梳理迷宫般的文化路径，以单纯清晰的线条勾勒一幅文化的地形图，似乎成为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如果说，俯瞰、不屑的精英姿态，是文化研究必须跨越的第一关口，那么，“中国已然同步于世界”的乐观想象——仿佛90年代的中国已是全球一体化景观中一块并无杂质与差异的拼版，则是另一处诱人的捷径与陷阱，它会在中国与西方的相近历史时期、近似文化现象间进行简单的类比与并置。而类似做法，与其说是凸现，不如说是遮蔽了异常错综复杂的中国社会的文化现实，尤其是会遮蔽全球化进程中复杂的权力关系，遮蔽跨国资本的渗透对成型中的中国文化工业、文化市场的多重影响，遮蔽在文化包装之下的市场争夺、利益分配等经济驱动作用，遮蔽在当代中国特定的历史维度之上，一个民族、阶级、性别话语的再度构造及其合法化过程。诸如1995—1996年，长达一年之久矗立在首都体育馆南侧、白石桥路口的巨幅广告牌，以红、黑、白三色的简洁而醒目的格局大书：“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到底有多远？”在一处白色的箭头下面是一行小字：“向北1500米。”在这里，有趣的不仅在于它是一个聪明的广告构思，即将抽象的时间概念（滞后的中国人与中国科技何时赶上世界——人们间或记得1992—1993年之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等各重要报刊曾把信息高速公路描述为一场“第三次浪潮”已然到来式的科技革命）转换为具体的空间概念（“向北1500米”），而且在于曾在80年代令人回肠荡气的“强国不是梦”的宣言，于此却成了恰当且富于感召力的商品包装，三个用黑色等线体写就的大字“中国人”，由是成了广告牌上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更为有趣的是，这幅广告牌的拥有者，“向北1500米”处的是一处国际互联网的节点站，当然同时经销的还有各跨国公司的电脑软件与配件。而1995年，另一则广告由于覆盖着公共汽车箱体、张贴于高层居民楼的电梯间及街头巷尾，于北京触目可见；其别致之处在于它以民间剪纸为主部构成广告简洁明快、亲切宜人的图像风格，在赶着牛车喜气洋洋前去赶集的红色“农家”剪纸下面，是同样的红色等线体广告词：“双休日哪里去？仟村百货赶集去。”于广告中凸现而出的不仅是亚细亚公司的企业形象——在全国创立了自己的销售连锁店的地方企业的“民间”形象，它还以一派盈溢的平民气象，对照着时兴了数年之久的精品屋、豪华商城或“艺术的殿堂、购物的天堂”一类的广告宣传，作用于中、低收入的人们对物美价廉的“平民”连锁店的需求和想象。与此同时，这幅平面广告中显见的民族风格，是巧妙地将自己的形象“卖点”定位于“民族”，即在所谓的“民族作风、民族气派”之中，点缀一颗“中国心”——某种不甚了了的向往：一个为民族企业所支持的富强国家。但继而，是1997—1998年的“商场倒闭年”，先是“仟村百货”悄然无声地宣布歇业，接着是富丽堂皇的巨型家居商城“海蓝云天”在开业不到一年之后被债权人停电封门。如果说，中国在席卷亚洲、威胁全球的金融风暴中，岿然不动，坚挺的人民币几乎成了世界金融体系的重要依托，那么，由于下岗工人队伍的激增、1998年“干部下岗年”的震动、“公房私有”给节俭积蓄的市民家庭日常生活造成的巨大压力，使得中国各大都市的商业风景线上，亦如同在金融风暴劫后余生的亚洲各国一样，纷扬着形形色色的“大减价”“狂减”“挥泪大甩卖”“再次忍痛，再次挥泪”的种种招贴。但与此同时，诸如“阳光广场”“凯旋大厦”等巨型商城仍在继续铺展着现代大都市的景观，“宜家”“普尔斯马特”或“太平洋百货（SOGO）”等全球连锁店亦构造着城市的新时尚；“后公寓时代”的别墅广告仍杂沓在跨国公司的巨型广告之间，在繁华要衢吸引着人们的视线。
极端丰富的文化现象的涌流，似乎给任何一种尝试勾勒一幅完整清晰的90年代中国文化地形图的努力，提供了“能指的盛宴”。我们似乎可以轻而易举地攫取我们所需要的文化资料，剔除其中的暧昧可疑之处，用以构造一幅天衣无缝、光可鉴人的文化图景。然而，90年代的中国文化，与其说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色彩绚丽、线条清晰的图画，不如说为我们设置了一处镜城：诸多彼此相向而立的文化镜像——诸多既定的、合法的，或落地生根或刚刚“登陆”的命名与话语系统，以及诸多充分自然化、合法化的文化想象——相互叠加、彼此映照，造成了某种幻影幢幢的镜城景观。简单化的尝试，间或成为命名花朵所覆盖的危险陷阱。

写在前面
绪论 文化地形图及其他
第一章 镜城突围
第二章 消费记忆与突围表演
第三章 救赎与消费
第四章 想象的怀旧
第五章 雾中风景
第六章 镜象回廊中的民族身份
第七章 全球景观与民族表象背后
第八章 现场、戏仿与镜中风景
第九章 隐形书写
第十章 坐标·雾障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