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手：经济思想古今谈》：
第一章 市场之看不见的手
从重商主义到市场经济现在，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我们有钱付款，我们就能买到几乎任何我们想要的东西。早餐时如果我们想吃新鲜面包，在每个街头都找得到供应各种各样面包和点心的面包房。如今在大百货商店里销售的产品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几乎目不暇接。从录像机至有毒的长毛大蜘蛛，我们能想到的东西应有尽有。
如果我们想买汽车，有全球各种型号和不同价位的车可供挑选，从小型节能车到豪华轿车一应俱全。当然，我们绝不可不考虑我们必须付多少钱。但是在这个限度之内，我们可以假定商店里无论何时总会有包罗万象的产品可供购买。
世界各地的情况并非都是这样，而欧洲过去的情况当然也不总是如此。过去在东欧各国，诸如食品、衣服或取暖物资等最紧要的日用必需品往往告罄。在这些国家里，像肉食或高级进口货之类的奢侈品一旦投入市场，商店外面就会大排长龙。然而，库存十分有限，往往连那些不惜高价购买这类产品的人们也会空手而返。官价固然低廉，但是大多只是纸面上的。
在商店中，许多产品实际上根本无货。顶多通过关系或在黑市上才能买到它们。
不过，在联邦德国也曾有过这样的时期。二次大战之后，德国起初没有自由市场经济，代之而行的是政府控制下的配给制度。虽然黄油、面包或鞋子的正式价格不算贵，但是只能以食品券和其他票证购买这类产品。如果以高于政府所订价格出售这类产品，就会以高利盘剥论处而受重罚。通过推行这类措施，政策制订者希望将战后很少的产品尽可能公平地分配给全体人口。
然而，由于定价过低，谁都没有兴趣生产这类产品。况且，有关厂商常常把存货囤积起来，期待较好的时机和价格。因此，这个强制推行的配给制度只是加剧了供应短缺问题，而没有改善局面。
与此同时，以物易物之风大盛。尤其吃得开的是那些销售尼龙丝袜或美国香烟的人，因为以这些商品几乎可以交换任何东西。农场主也相对吃香。例如，为了找他们换回一袋马铃薯，城里人常常把地毯和贵重家俱拖到农场去。政府的价格管制会有什么结果，整个配给制度就是典型的例证。一方面是生产停滞而大量人口不得温饱，另一方面黑市商人却大行其道。
终于扭转这个局面的正是后来的经济部长艾哈德(LudwigErhard，1897—1977)。作为英美两占领区(Bizone)经济署长，在货币改革实施仅仅六天以后，他于1984年6月24日雷厉风行地废除价格管制。对这项措施的政治阻力非常大，各工会甚至宣布总罢工。
然而，这项自由化措施成效显著，不久便众喙息声了。自此以后，商店里商品充盈，这是人们以前想不到的。与此同时，产量增长，收入随之提高，以致供应的产品销行不衰。
尽管在维持价格稳定方面起初有些问题，特别是在50年代中期朝鲜危机期间，但是艾哈德坚持自由化路线。从那时开始，西德出现空前的经济增长，人们常常美其名为经济奇迹。其实，这不是什么奇迹，只是市场规律的逻辑结果。
我们把这些规律的首次有系统的论述归功于苏格兰国民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他的最重要的著作《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出版于1776年，与签署美国独立宣言是同一年。实际上，斯密是道德哲学家，可是现在被公认为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在他那个时期，经济学尚未成为独立的科学。他的个性简直像一位神情恍惚的教授。据说他终生都有自言自语的习惯，有一次人们甚至看见他身穿睡衣在街上晃荡。在他临终之前，他当着朋友们的面烧掉了他的全部笔记和手稿，不留给后人任何未完成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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