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文学（2016年7月 总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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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先的时候，还以为斯大林时期的文学只有高尔基与马雅可夫斯基，后来知道，另有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布尔加科夫、布罗茨基等一帮极好的作家。直到最近，才晓得还有一个叫巴别尔的狠角色。
巴别尔不仅在俄罗斯是个独特的作家，即使在世界范围里，他也是个绝无仅有的天才。他的文学个性真让人折服得一蹋糊涂。在《敖德萨的故事》里，他要写一个外号叫国王的年青的土匪头子别亚克。他压根儿没写别亚克脸上有一条刀疤之类，也没写什么黑话或切口，巴别尔写别亚克刚开始的时候到某匪帮向一个独眼的小头目作入伙自荐，小头目就和头头商量这事。头头问独眼龙这个别亚克“能派什么用场”，独眼龙于是讲了自己的意见：
“别亚克话虽不多，但他的话意味深长。”
这半句没什么，我们也能写得出。但后半句则堪称惊世骇俗了：
“他话说得不多，我想看看他还能再说点什么？”在短篇小说《居伊·德·莫泊桑》里，关于语言与叙述，巴别尔写过这样一句话：
“任何铁器都不如一个放置恰当的句号更有锥心之力。”
正是在读到这句话的那一刻，我确信巴别尔是一个精通叙述之道的小说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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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有原理与方法吗？写作教程能教人写作吗？答案基本上是否定的。所以鲁迅先生在《答北斗杂志社问：创作要怎样才好》里说得很直接：“不相信《小说做法》之类的话。”有趣的是，鲁迅在同一篇答记者问里，自己又提出了几条“小说做法”，例如，“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你最好也别信。
我们都知道契诃夫曾说过这样的话，并且认为说得很有道理如果在第一幕里，墙上挂有一杆枪，那么，在第四幕里，这枪一定要打响。
然而，我们又知道，萨缪尔·贝克特在第一幕里就让爱斯特拉冈与弗拉季米尔摆开架势在舞台上等待戈多，但戈多却绝对不能在整场戏的任何一幕里出现。否则就玩完。
艺术与技术的不同之处也许在于，艺术总是超越原理与模式的。
在这个角度上说，欧·亨利的小说肯定不是一流的。因为他的小说每篇都有欧·亨利式的结尾，几乎形成了雷打不动的模式。其实，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欧·亨利这种过度利用巧合的模式化的小说，是有它的缺陷和软肋的，如它们不怎么经得起重复阅读。这与通俗的侦探小说经不起重读是-个道理。
那么外国文学教授们为什么总是把欧·亨利与契诃夫、莫泊桑放在一起，方便地称之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大师”呢？我猜答案也许是：教授们要么是不读小说文本的，即使读，也总是只读一遍的。其实，你只要把欧·亨利的小说多读几篇，就马上心知肚明，欧·亨利是不能与契诃夫同日而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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