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后
今年是“左联”成立85周年，上海鲁迅纪念馆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联合举行了纪念座谈会。本辑“纪念‘左联’成立85周年”专栏所收文章，就是本次纪念座谈会上部分专家的发言稿。张中良《“左联”的多元性》从当下的研究视角重新审视作为整体的“左联”的历史存在：“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短暂的拨乱反正之后，对极左的痛切反思波及‘左联’研究，评价一度陷入低谷，批评较多的是政治压倒文学、创作公式化概念化、内部的宗派主义，对外的关门主义。随着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精神之复苏与发扬光大，加之八九十年代之交，新历史主义引入中国并发生影响，学术界重新审视已有的历史描述与价值判断，更倾向于还原历史原生态，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左联’的多元性便逐渐呈现出来。”而陈漱渝的《从田汉谈到左翼文化运动》、王锡荣的《究竟是谁终止了革命文学论争？》、陈子善的《“左联”？郁达夫？〈北斗〉》等文章，从专门的角度出发，深入发掘、梳理、阐述史实，并相应地提出了新的观点，是“左联”研究的最新成果。乐融的文章属于“左联”后期影响的研究。
王志蔚的《九十年来〈孔乙己〉主题的五种解读》一文梳理了《孔乙己》发表后90年来，学者对《孔乙己》的解读，“批判封建科举制度的罪恶”“表现一般社会对‘苦人’的凉薄”“批判封建等级观念的残酷性四、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地位与命运的悲剧性与荒谬性”“表现人生孤独与‘隔膜’的生存困境”以上五种解读虽然无法包含全部的解读观点，但很具有代表性，这五种解读时序上虽然偶有穿插，但依旧是按照历史的脉络的，从具体的“事物”到抽象的“观念”：“我们按照自己的所思所想去解释作品，甚至认为有效地重建作品，其实只是部分地丰富了不确定的领域。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条件的变化、认识的深化，人们可能采用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新的视角进行新的解读，能给人以更新的启示，但是，这些认识也未必能消除一切分歧。因为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是未完成的，有待于进一步的补充、丰富和发展，这一过程是永远不能全部完成
的。这就是文学。”
鲁迅对《吕超墓志》的校读、考证成果《〈吕超墓志铭〉跋》，反映出鲁迅传统学术的功力和对现代学术方法的借鉴。顾农从鲁迅抄录和研究碑刻的方法入手对《〈吕超墓志铭〉跋》进行了重新审视，同时，借助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考察了鲁迅研究方法的学术价值。指出“关于石刻的考证研究文章，鲁迅写得不算很多，而水平甚高；他随手写下的校记更加丰富，其中包含大量的学术内容”“在鲁迅学的各个分支中，关于石刻的整理研究大约是最薄弱的一个方面，似无专著，论文也相当少。这一方面的工作亟应大力加强”。鲁迅倡导新兴版画，是“拿来主义”在实践上的典范。他注重传统版画的优秀内涵的汲取，在与郑振铎编辑《北平笺谱》的同时，设想影印多种传统版画精品。从鲁迅的艺术历程来看，鲁迅对版画的接受始于他所接触到的各种中国典籍中的版画。顾音海以此入手，对中国古代典籍中的谱录类版画进行了简略的梳理，文章虽短，却是基本包罗中国古代典籍中的相关书籍：“鲁迅、郑振铎对于版画的收集研究，对于书籍插图设计的美学倡导，厥功至伟。他们的藏书中，谱录类图籍甚多，这对于促进文学史和古代学术研究，引发读者的读图兴趣，普及教育都有很大裨益。”
万国庆、单元合著的《突围与陷落———陈学昭传论》是陈学昭研究的重要著作之一。陈学昭的女儿陈亚男由这本传中对陈学昭作品《南风的梦》的评论颇有感触，撰写了《溯源陈学昭的长篇小说〈南风的梦〉》一文，阐述了《南风的梦》的缘起，并且探讨了小说的意义：“中国女性从数千年的封建束缚中挣扎着一路走来，终于站立在五四运动的新潮流中……在20世纪20年代后，涌现出一群具有新女性思想觉悟的女作家，她们或写诗或写散文或写小说，抒发自己反封建世俗、争男女平等地位、求妇女自由独立的心声，无论这声音是强还是弱，她们顽强地拿起笔来，把自己写进了历史，在文学领域里占有了一席之地，成为时代的骄傲，女性的光荣。这其中也就包括了陈学昭的长篇小说《南风的梦》。”张爱玲是近几年来重新获得读者关注的作家，当然，对于张爱玲的学术研究则更早一些。《张爱玲与鲁迅的文字缘》以个性化的视角，重新梳理了张爱玲在文学上对鲁迅的继承。这种梳理的意义不在于鲁迅、张爱玲各自的文学成就，而在于展现文学发展的延续性，尽管人生观念、人生道路或有不同，但是，仅文学而言，后起的作家是无法逃避优秀的前期作家如鲁迅的影响的，莫如张爱玲那样以开放的心态实在地吸收、并将之化为自有的特色。
史料的深入发掘以及重新审视和研究工作，是《上海鲁迅研究》所推崇的，本辑“史料？辩证”所收的4篇文章，虽说不上是鸿篇巨制，但在史料梳理与解读方面都显示了史料研究应有的严谨、理性等学术特征。
如前文所及，鲁迅对中国版画的重要贡献是他亲自实行“拿来主义”成果，鲁迅到日本留学后，他对书籍插图依旧保持着兴趣，这使得他接触到欧美的版画艺术。其中，德国版画家的作品是为鲁迅所宝爱的，如凯绥？珂勒惠支。高方英的文章概要地阐述了鲁迅与德国版画之间的关联。希望，以后有更多的学者就鲁迅与国外版画关系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
今年是方行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对上海鲁迅纪念馆的事业发展进行了支持，尤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推动了鲁迅辑校古籍石刻等工作的资料整理出版工作，为今天研究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基础。姚庆雄的《一点追忆》，以他亲身的经历，回忆了方先生对上海鲁迅纪念馆事业发展的历史贡献。
本辑继续刊发日本学者中井政喜的《从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至1930年前后》一文。在此，作为编者，谨对潘世圣教授为使该文能够及时刊登在本辑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
上海鲁迅纪念馆的事业除了鲁迅研究相关的内容外，另一部分就是博物馆学研究的内容，相比于鲁迅研究，博物馆学研究更注重实践。本刊在数年前开辟专门专栏，以专门呈现上海鲁迅纪念馆职员在博物馆学方面的研究与实践，本辑“上海鲁迅纪念馆研究与纪事”所刊郑亚《融合对应兼顾———加拿大博物馆建筑的启发》梳理了加拿大博物馆建筑的特点，结合总结加拿大博物馆建筑特点，对中国的博物馆建筑以及服务进行了有深度的思考。杨琳的文章则从上海鲁迅纪念馆的文创工作为视角，对博物馆如何开发出既体现博物馆特点、又适应市场需求的文创产品进行了多方位的阐述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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