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鲁迅研究2015年·春》：
编后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鲁迅与抗日也成为一个热点问题，这“热”主要由网络显示出来的，其中有一种意见就是说鲁迅没有积极参与到抗日活动中。在相关论述中，涉及这种意见的文章摘引了大量鲁迅原文以及相关“史实”，令人一时难以辨别真伪。作为鲁迅研究者，在某种意义上很“感谢”这样的论调的出现，尽管这些文章给某些人造成了历史观的混乱，但也很明确地提醒着研究人员，有些关键的问题应当时时加以关注和阐发———“鲁迅与抗日”就属于鲁迅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鲁迅积极投身于抗日活动是史实，文章俱在，这是鲁迅研究学界的共识。1936年10 月19 日鲁迅逝世，在鲁迅的葬仪上，民众将“民族魂”旗覆盖在他的棺上，就是对鲁迅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积极的民族精神的一种肯定。20世纪30-40年代，鲁迅的文章指引着投身于抗日洪流中的爱国青年，坚定他们抗日救亡的信心。本辑所刊陈漱渝的文章，以翔实的历史资料再现了鲁迅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言行和文章；邓牛顿的文章则要言不烦，同样以史料为基础，概述了鲁迅抗日活动和文字。
关于《伤逝》的解读，历来没有统一明确的说法，周作人的解读是颇具影响力的。张钊贻在《〈伤逝〉是悼念弟兄丧失之作？———周作人强解的真意揣测》一文中，以史料为依据，严谨地重新解剖了周作人解读《伤逝》的观点，具有新意。《简析鲁迅在西安讲武堂与黄埔军校的讲演》一文考察了鲁迅先后在西安和广州的两个军校的讲演，其中的某些论断固然可斟酌，但题目的提出还是有研究价值的。
本辑“鲁迅同时代人”未冠“研究”之名，是因为这四篇文章的内容和论述方式各有不同。有关电影《黄金时代》引起的话题，在《上海鲁迅研究2014年·冬》中已刊程致中的《萧红：追寻一个文学梦想》，本辑乐融的文章从另一个视角切入，具有特殊的价值。这两篇文章应属于大众的文化产品（电影）进行学术思考的文章，是大众与学术之间沟通的一个途径。《章太炎东京讲学始末》看似是一个早已经被说透的问题，但随着《朱希祖日记》和《钱玄同日记》的出版，即便是看似已经清楚的问题，依旧存在着更多的可进一步探索之处。
顾音海与邵文菁的文章应是鲁迅与中国版画相关研究的新开拓，鲁迅倡导中国新兴版画运动，在此过程中，鲁迅坚持着他“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思想，并身体力行，除了引进苏联、欧美、日本等国的现代版画艺术之外，同时大力介绍以《北平笺谱》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版画艺术。两位作者文章所涉及的分别为中国传统版画以及近代中国转型时期的版画。关于《梅花喜神谱》，鲁迅曾言“记得清秘阁川曾印有模‘梅花喜神谱’笺百种，收为附录，亦不恶，然或该板已烧掉乎”（《331002 致郑振铎》）。尽管鲁迅收藏有该书，但知者甚廖。确如《鲁迅与唐人刘长卿的诗歌亲炙关系》作者所言，目前所见鲁迅的文字中几乎没有正面提及过唐朝诗人刘长卿，但鲁迅曾抄录刘长卿《听弹琴》一诗赠给日本友人，其中机缘令人有探究欲望，本辑所刊《鲁迅与唐人刘长卿的诗歌亲炙关系》便是探究的成果。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