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集由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选编，其中文学理论评论奖评奖委员会委员名单为，廖奔、吴秉杰、何向阳、王鸿生、刘玉琴、李国平、汪政、汪守德、施战军、钱念孙、凌宇。

　　《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集·文学理论评论卷》为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集？文学理论评论卷。此次获奖的作品基本代表了20102013年文学理论评论的最高成就，它们是《文学革命终结之后——新世纪文学论稿》，作者孟繁华；《陶渊明的幽灵》，作者鲁枢元；《谁也管不住说话这张嘴》，作者程德培；《中国当代文学中沈从文传统的回响——<活着>、<秦腔>、<天香>和这个传统的不同部分的对话》，作者张新颖；《建设性姿态下的精神重建》，作者贺绍俊。

　　《文学革命终结之后——新世纪文学论稿》（节选）“新世纪文学”的经典化与当代性“新世纪文学”在不同的议论中悠然走过了十年的历史，十年的历史都发生了什么会有不同的叙事。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新世纪文学”十年这束时间之光，照亮了我们此前未曾发现或意识到的许多问题，当然也逐渐地照亮了“新世纪文学”十年自身。从最初的对“新世纪文学”这个概念的质疑，逐渐转化为对当下文学、也可以理解为对近些年来文学价值认知的讨论，这是十年时间之光照亮的一部分问题。无论持有怎样的观点，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新世纪文学”十年需要做出价值认知的判断。但目前讨论因各种因素的制约，所达到的水准还不高，还仅仅限于情感态度和立场方面。但是，透过这些表面或感性的表达，其背后隐含的根本性问题，应该是对“新世纪文学”十年的当代性或经典化问题的认识。这既是一个对文学现实的认知问题，也是一个文学观念和批评的理论问题。关于文学经典化的问题，我曾在不同的场合中表达过，特别是在几次编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现场讨论中。我认为，文学史的编写，就作品而言，一是要确立文学经典，一是要注意文学史经典。所谓文学经典，就是经过历史化之后、经过时间淘洗经受了时间检验的优秀作品。用弗克马的话来说，文学“经典”是指一个文化所拥有的我们可以从中进行选择的全部精神宝藏；1所谓文学史经典，是指在文学发展过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但本身并不具有经典性的作品。如果不讲述这样的作品，文学史的叙述就不能完成。在当代文学领域，就“十七年”而言，它的“经典化”已经初步实现，虽然其间经历过“再解读”，但“三红一创保山青林”（《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保卫延安》、《山乡巨变》、《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被普遍认为是“十七年”带有鲜明社会主义文学特征的文学经典；而《我们夫妇之间》、《达吉和她的父亲》等，只是“文学史经典”。这样的作品虽然不具有经典性，但通过对这些作品的评价，我们才能讲述清楚社会主义初期阶段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文学。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文学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或者说，刚刚跨进共和国门槛的部分作家、特别市来自“国统区”的作家，并不明确如何书写新的时代，并不了解文学实践条件究竟发生怎样的变化。因此，在“试错”的过程中，制度化地建构起了文学规约和禁忌。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十七年”时期，文学界有绝对权威话语权的拥有者。比如周扬，他对某部作品的肯定或否定，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或价值的评价，就有了基本的依据；比如茅盾，如果没有他对《百合花》的肯定，不仅不能终止对《百合花》的质疑或批评，《百合花》在它的时代究竟是怎样性质的作品，恐怕还是个问题。除此之外，西方经典文学的尺度和对我们的影响、不同时期的阅读趣味和意识形态要求、不同的文学奖项的颁发、不同的文学选本、一个时期对某些文学倾向的倡导等，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对文学经典的指认或认同。这样看来，“新时期”三十年来文学经典的难以确立，重要的原因就不仅是时间问题，是“历史化”程度不够的问题，同时，也与没有绝对的权威批评家的认定以及上述提到的诸多因素都有程度不同的关系。因此，在各种当代文学史著作中，对三十年来文学经典的确认都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一方面这是正确的，一方面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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