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的语言是以汉语为主还是以女真语为主？徐亢宗出使金国的《行程录》里记载了当时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县）的民族用语情况，可以基本回答这一问题：
第三十三程，自黄龙府六十里至托撒孛董寨，府为契丹东寨，当契丹强盛时，擒获异国人则迁徙散处于此。南有渤海，北有铁离、土浑，东南有高丽、靺鞨，东有女真、室韦，东北有乌舍，西北有契丹、回纥、党项，西南有奚。故此地杂诸国风俗，凡聚会处，诸国人语言不能相通晓，则各为汉语以证，方能辨之。是知中国被服先王之礼仪，而夷狄亦以华言为证也。①
契丹人生活在汉人的汪洋大海之中，故汉儿言语得以成为各民族的通用语。直到金代，情况还是那样。宋德金（1982）说：“金朝除了使用契丹字、女真字之外，还用汉字。金初，俘获大批汉人，传进了汉字。后来汉字的命运与契丹字不同，它没有因为女真字的创制而废止流行。在女真人中，使用女真语言者日趋减少，通晓女真字者，也很少见。到世宗大定年间，甚至在女真族的故乡都很难听到有能唱女真歌曲的了。”何九盈（2007:169-170）云：“契丹、女真乃至第一次南北朝时期的鲜卑等族，基本上都是游牧民族。通过战争改变了他们自己的社会结构，也改变了北中国的版图，还改变了他们的语言，两个南北朝的历史都证明，战争也是汉语普通话传播的重要方式。北中国汉语内部的高度一致，主要是战争造成的。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在战争中夺取了汉族统治者把持的政权，掠夺抢劫了汉人的财富，改变了北方城市的政治文化地位，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的社会结构、生产方式，而且毫无例外地失去了自己的语言。语言的丧失也带来了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丧失。因此，毫无例外地以‘汉化’而告终。”可见，金代仍是以说汉语为主，而且金代的艺术文化几乎都是靠“进口”和“攫取”而得来的。“金源立国至‘靖康之变’十余年间，无论是官职礼仪、典章制度、生产方式，还是文化艺术，都是向北宋学习。女真族虽有自己的音乐歌舞，但与北宋相比，显得十分寒碜。”①诸宫调作为北宋的文化艺术，也被金朝借用过去，这样，《刘知远》和《董西厢》虽产于金朝，但其“根”缘于北宋，加之金朝仍以说汉语为主，况且两部诸宫调的作者要么是熟悉河东（今山西）文化的人，要么是河东人。“《刘知远》作者的姓名已无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应是一位熟悉河东（今山西省）地理与人文环境的人，或者就是河东人——一位才识渊博的河东民间艺术家。否则，无法创作出结构宏丽的《刘知远》来。”②据李正民（1991）考证，董解元也为河东绛州人。作者本身不是女真等其他少数民族人，加之诸官调属于说唱文学，服务于下层百姓，用大家都明白易晓的汉语创作便毋庸置疑了。
蒋绍愚（2005a:303）云：“近代汉语时期，是汉族和契丹、女真、蒙古、满等民族密切交往的时期。从近代开始，我国接受了西方的科技文化，鸦片战争以后，来自西方和日本的外来词又大量进入。”但通过我们的调查研究，金代时期，女真语对汉语的影响不是太大，反而最后被汉化而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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