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芜全集·第18卷：日记（1967-1982）》：
五四运动，我是拥护苏俄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对封建的（如反对旧式婚姻），反对文言文的，热烈地用白话文写作的，倾向于共产主义的，赞成劳工神圣的。
在第四个时期中（即从一九三七年起）“必须同一切反抗战，反团结，反进步的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不击破这些反动思想，抗战的胜利是无望的”。（《新民主主义论》81页）我用这个原则来检验自己抗战时期的文艺作品。
（摘录《毛泽东选集》，略）12月27日最高指示：“检查自己背上的包袱，把它放下来，使自己的精神获得解放。”一九六六年四月《解放军报》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谈到三十年代左翼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说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我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因为一九三六年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关于国防文学》，表示拥护这个口号。不久，在省文联召开的文化界座谈会上（有成都的文化界人士及川大中文系的师生参加），我发言说自己在三十年代是拥护“国防文学”的，承认当时我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
现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已在报上发表了。这正如林彪同志所指出的：“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还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纪要》对于“国防文学”的批判是很正确的。去年《解放军报》发表的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就是根据《纪要》的指示写出的。
一九三六年，左联已经解散了，我已不再是一个盟员，文艺界许多事情不大清楚，只是听说党委托某几个人提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接着就有进步的刊物编辑要我写文章表示拥护。我自己参加过左联，对党的号召当然要尽力响应，全没思考一下，国防到底是要防卫谁的国家，当时没有想到这是一个资产阶级口号，有利于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者，而不利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因为这个口号缺乏阶级观点，放弃了无产阶级对文艺的领导。当时胡风发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另一口号，接着鲁迅先生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封公开信中，说这个另一个口号是他本人委托胡风提的。鲁迅先生是领导过左联的，我做盟员以前和以后，都是一直敬佩他的。再则，他在信里也说：“我说‘国防文学’这口号，颇通俗，已经有很多人听惯，它能扩大我们政治的和文学的影响，加之它可以解释为作家在国防旗帜下联合，为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的缘故。因此，它即使曾被不正确的解释，它本身含义上有缺陷，它仍然应当存在，因为存在对于抗日运动有利益。”“尽管喊口号，争正统，固然也可以作为‘文章’取点稿费，并以此为生，但尽管如此，也到底不是久计。
”我当时觉得鲁迅先生说得对，就没有再写文章参加那一次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我以后采取了两边刊物都投稿的办法，不介入他们的论争。
一九五七年北京文艺界进行反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的斗争，××和××等人竭力反对鲁迅先生提出的另一个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他们并不直接攻击鲁迅先生，而是把矛头指向冯雪峰。当时我并没有看出，还以为只是批判冯雪峰一个人，但从去年《人民日报》发表阮铭、阮若瑛的《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穆欣的《“国防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才如梦方醒，恍然大悟。
五七年八月十四日中国作协第十七次会议上，××大骂冯雪峰不该“授意胡风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引起了所谓两个口号的论争”，“实际上是分裂了党领导的整个文艺事业”。××又说：“直到今年八月为止，我们一直以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篇文章，是鲁迅先生的手笔，现在雪峰承认了这篇文章是他起草的。”这次扩大会议，有数百人参加，冯雪峰、丁玲等人也是坐在那里的。会上的人听了，很为激动。参加过左联的楼适夷当场放声大哭。许广平接着××发言之后，哭着大骂冯雪峰。由于许广平是广东人，讲普通话不容易听懂，她讲得很激动，更不容易听清楚。再加我自己也被这一场斗争震惊，冷静不下来，只注意到许广平指着冯雪峰哭着骂：“冯雪峰你这个骗子，你欺骗鲁迅先生！”而在会后，全没有一个人谈到许广平发言的内容，只是个个人对冯表示愤怒。而且以后，再也没有看到那次许广平发言记录。我当时随声附和××和××等人，责备冯雪峰不该提这个口号来加深宗派的分裂，这样一来，就是间接攻击了鲁迅先生。因为根据阮铭、阮若瑛的《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所查核出来的事实，《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确实是鲁迅先生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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