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不明：被诅咒的诗歌
关于新诗的生与死问题，据说是《长江文艺》主编方方给我的一个命题。她希望我能将在深圳“诗歌人间”研讨会上的即兴发言整理成文字，以满足活得挺好的人们对死的问询。
今天早晨，我坐在北四环我住宅楼的厨房里，发了会儿呆，我面前苍茫的北方大地没有给我一丝灵动，大概有七八支烟囱在远处或近处也像我一样吃力地发着呆。我写下了“生死不明”几个字，觉得有点悬，几次想划掉。在此过程中，我还念叨过“生死不离”几个字，觉得有点媚、有点俗、有点土，更不是我想说的东两。当我写下“被诅咒的诗歌”几个字时，我相信，我能告诉方方一些想法了。
我在深圳参加活动，当时就觉得是一个悖论，是一个好玩儿的感受。2012的岁末年终了，人们如此热衷消灭与死亡的话题，不是因为恐惧，而是人们太向往这个游戏了，世界真的会终结吗？那我们终结在深圳这个乳臭未干的城市，死亡或许也生机勃勃。我在研讨会上是第一个发言的，自然就不知道接下来他们会说些什么，但是我现在写文章，回想起他们阐述的那些真理，有许多的确不能苛同。然而，我对写诗的人总体没有成见，他们已经面临灭亡了，如果他们表达出强烈的求生求活求伟求大的愿望，又有什么不可呢？
显然，我对新诗命运的判断是悲观的，但这并不妨碍我快乐的写作。我的写作直指肉体、内心、分泌和性，对我而言，生命本身已是人质，我通过文字与语言来拯救，哪怕是一一次没有结果的拯救，其过程也充满欢欣。死亡在我们之外、在诗歌之外跳舞，我们记录它、描摹它。但在有些诗人那里，死亡却直接是他们的内心、他们的身体，所以他们悲愤、修辞、装腔作势，利用抒情和叙事，诗歌工具化倾向十分明显。又所以，我总是感慨很多诗人仿佛不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这一点很麻烦。他们在他们的时间里说话，你解决不了它，解决小了那些困扰新诗的问题。
好，问题来了。大众们却越来越背离我们、背离诗歌，他们小想解决我们的问题，压根儿不想。他们有吃、有喝、有玩、有干，他们花时间把财富聚集在自己手里，他们用多样化来养育自己的精神，他们离开诗歌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没死，还活着，人们为拥有最便宜的价值观而沾沾自喜。记得我曾在《奢侈的照明》一文中谈到，诗歌人格说到底却是理想化的，它在世俗生活中扮演着精神入侵者的角色，它试图洗涤那些虚妄、自私、短见和贪婪，它与世俗层面形成了对峙。这一场诅咒就此开始，仿佛祖国澳门或拉斯维加斯赌博机上的博弈，双方都试图把对方降低为无价值甚至是毫无价值的东西，然而诗人是硬币，赌场的老板偏偏不是咱们选出来的。我们有点难受，中国诗人的整体生存面临评估、中国诗人的经济结构面临评估，中国诗人的社会身份面临评估，最后涉及到尊严。在这个世界迎娶新娘的时候，没有一种诅咒比对诗歌的诅咒更恶毒的了。
发言在深圳，诵读也在深圳，我记得那天在夜晚的寒意中陪伴诗人的不多的几人，我不记得是于坚说了还是谁说了那场寒冷简直是个阴谋。几天后，我在北京“愚公移山”的“诗家歌”活动上也有片刻的停留，目睹了人们如何呼唤杨黎下去。没有意外，人们对诗歌的理解仍然是粗略的、无知的，诗歌照旧止步于写作者的领地。没有意外，诗，在功成名就的古典主义师傅们眼里，充其量只是女实习生随手饲喂的牲口，由此，诗的实际命运必将和女实习生一样，人们并不因为她是处女，而为她加薪。
这世界已经演变成一张大床，人们不再承继私密的生活。有着金子般理想、不自认堕落的一群人所做的努力，无非是尽力控制住这世界继续下滑的速度。这个貌似悲观的人群，偏偏是莫名领了使命的写诗人。
悲观是一种美德，它转化为写作的态度，就是沉郁。中国新诗经历了三个30年，前30年、后30年都是沉郁的，中间的30年最亢奋。不幸的是，最亢奋的30年诗歌对大众影响最大，最有害。人们把诗理解为朗诵，这是一个奇怪的变异，世界一贫如洗，而朗诵附体的人们昂扬得个个有如人参。他们朗诵唐诗、毛诗，朗诵郭小川，朗诵前朦胧诗造型别无二致。即便是在今天有人放言诗歌复兴的年代，我们看到的那些比比皆是的悬挂着红色横幅的朗诵会现场，纵使你是一大个，我也不得不把你往低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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