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1952年生于台湾，华人世界率性犀利的一枝笔，33岁着手写《野火集》抨击时弊，21天内再版24次，对台湾甚至大陆发生深远的影响。34岁第1次做母亲，自称从此开始上“人生课”，且至今未毕业——“人生三书”《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目送》，是这堂“人生课”中的三本“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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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华人世界率性犀利的一枝笔，龙应台的文章有万丈豪气，然而《孩子你慢慢来》却令人惊叹，她的文字也可以有万丈深情。
　　《龙应台 “人生三书”之一：孩子你慢慢来（彩插新版）》这本书里的龙应台是一个母亲，与生命的本质和起点素面相对，作很深刻的思索，很不思索的热爱。面对初生至童 年、少年时期的两个孩子（华飞、华安），从出生，到开始说话、识字、逐渐认识这个世界，书中有忍俊不禁的童真，有无法抑制的爱怜，也有母子的无奈和迷惑。 它不是对传统母职的歌颂，它是对生命的实景写生，只有真正懂得爱的作家才写得出这样的生活散文。
　　后来，15岁的“底笛”（弟弟）说：“有时候，妈妈带我们在草原上放风筝。草原那么大，草绿得出水，我们躺下来，看风筝在天空里飞。我觉得我可以一辈子躺在那里。”
　　后来，19岁的“葛格”（哥哥）说：“尽管我们之间一直有这种成长的‘拔河’，母亲却仍然以一种安静的、潜移默化的方式，把我教育成了一个，用她的语言来说，‘像一株小树一样正直’的人。”
　　而最初，34岁的母亲（龙应台）说：“我，坐在斜阳浅照的台阶上，望着这个眼睛清亮的小孩专心地做一件事；是的，我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他从从容容地把这个蝴蝶结扎好，用他五岁的手指。孩子你慢慢来，慢慢来。”

　　★孩子一天天长大的时候，妈妈却一天天的在老去。她经常忘事情，走起路来再也没有了原来的风采，上楼的时候不停地叹气说，这腿是不行了。
　　妈妈，你慢慢来，我们都不急的。
　　自己当了妈妈之后才发觉，生活是需要节奏的，也是需要变奏的。当我耐心地静静地看着小孩子为不同形状和颜色的积木找到它相应的位置时，并且笨手笨脚地放不进去的时候，就想起妈妈昨天翻箱倒柜的找着什么，问她找什么，她想想又说不上来的样子。
　　妈妈，慢慢来。
　　——读者

　　【孩子的跋语】《放手》/华安（龙应台长子）
　　写童年不是个容易的题目；童年仿佛很近，然而幼稚的记忆是模糊的，片段的印象也没有时间的顺序，我很难找出一条逻辑清晰的线来叙述。儿时跟父亲相处的时间少，但个别的场景分明，大部分的时间都环绕着母亲，但是因为太多，印象就朦胧成一团。
　　我的父母亲太不一样了：父亲扮演了一个放任自由的角色，但是对我的成长细节没什么理解。相对之下，母亲就变成集责任于一身的严格的教育者，但是又充满温暖。母亲和我最大的歧异在于，我只在乎好玩，她却很在意什么是我将来需要的才能或者品格。譬如弹钢琴，在母亲面前假装练琴练了八年，其实根本没练，今天也全忘光了；这场拔河，我是赢了。譬如游泳，母亲说游泳重要，所以我就努力杯葛，总是用最慢的速度走向体育馆，好几次，我走到的时候，游泳课已经下课了。被母亲逮着时，她会连拉带扯地把我塞进汽车里，一路“ 押”到游泳池，但是这种猫抓老鼠的游戏，总是老鼠赢的几率高。
　　我承认自己是个顽皮的孩子。琴弹得不好，泳游得不精，我也没法倒过来“指控”她说：“当年我小，你应该强迫我啊。”因为我记得那么清楚，当年她就说：“好，现在我不强迫你了，但是你长大以后不要倒过来埋怨我没强迫你喔。”
　　尽管我们之间一直有这种成长的“拔河”，母亲却仍然以一种安静的、潜移默化的方式，把我教育成了一个，用她的语言来说，“像一株小树一样正直”的人。跟我接触的德国人总是说：“安德烈的思想和举止特别成熟。”我大概不得不感谢我的母亲。是她教了我如何作深刻的批判、理性的思考，尤其是对于现象如何敏锐静观。当然，并非事事美好。我超强的“敏锐静观”能力，往往不是用在该用的地方，譬如课堂里枯燥无味的讲课，而是在不该用的地方，譬如课堂外头唱歌的小鸟。接连四年的成绩单上，不同的导师却都写相同的评语：安德烈不够专心。
　　跟什么都“放手”的父亲比起来，母亲简直就是我和弟弟的“家庭独裁”。今天我能够理解了：她对我一方面极其严格，督促我努力学习、认真做事，一方面却又极其讲究自由尊重和理性思考。这两种有点矛盾的态度来自她自己身上两个成长印记：一个是她本身在台湾所受的教养—保守的、传统的，另一个却是，她是一个成长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知识分子——崇尚自由和理性。
　　华飞所记忆的童年和我作为“老大”的是有差异的。他记忆中，妈妈有很多的口头威胁却从来不曾真正对我们“动武”——那是他的部分。我可记得她的梳子，还有那一支细小的鸡毛掸子，手心打得可疼，有时候也打屁股，还有，总共有两次，她甚至打了我的脸。
　　当然最多、最鲜明的记忆，还是那些温馨甜美的时光。周末，一整个晚上我们三人围在床上一起朗读、讲故事，整个晚上。从安徒生童话、希腊神话到传统的中国民间故事，从花木兰到三国演义，我们的视野地平线简直是一种无限宽阔的开展。母亲和我们这种亲密相处方式，说起来就仿佛是现代亲子教科书里会鼓吹的一种知性教育范本，但是对于当时的我们，也不过就是晚上与母亲的温存时刻，而且，为了不睡觉，讲故事朗读的时间，能拖多长就拖多长，愈长愈好。
　　就在我写的此刻，更多的回忆一点一滴地渗进我的思维。以我和弟弟、和母亲的关系来说，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这两个人是我的“家人”，反而比较觉得他们是我的挚友。对我的朋友们我是不太愿意承认的，但实情是，我是在和华飞的日夜厮磨中长大的，而母亲，更曾是我的宇宙核心。一个典型的下午，做了功课（或说，我假装做了功课之后），我们俩一定是在母亲的书房里流连。每当“底笛”和我在书房里乱搞了什么异想天开的事，母亲就会从书桌上抬起头来说：“喂，看看书怎么样？”
　　她没变，这个句子到今天她还在说—而我也没变，仍旧不爱看书。希望我“发挥潜能”的这个想法在母亲心中，有时会引发一种极其尴尬的情况。我记得五年级时，母亲收到学校一个通知：如果认为孩子有音乐天分，家长可以带孩子去面试，以便进音乐资优班。母亲以为这是所有孩子都得上的课，因此如约带了我，准时到达了音乐教室门口。坐在钢琴旁的老师，要我开口唱一首最简单的德国儿歌，我却当场吓呆了，一个字都唱不出来，咿咿呀呀不成音调，手指放上琴键，却一个音也弹不下去。音乐老师显然不耐烦了，跟母亲解释，这是有特殊“天分”的孩子才需要来，母亲却觉得，她收到的信明明说是每个人都得来的。
　　当然母亲理解错了。
　　那是第一次，我发现，德国是一个母亲不熟悉的“异国文化”，在这个孩子的“异国文化”——我的“本土文化”里，我比她还行。十岁，我就发现，在抽象思维和大视野、大问题上，她好像懂得很多，但是德国生活里的琐琐碎碎、点点滴滴，华安懂得多。因为这种“分裂”，我就常常和她有不同意见，最严重的时候，甚至还因为有这样不进入“状况”的母亲而觉得羞愧。
　　今天，我却以母亲的“异国文化”为荣，以这样的母亲为荣。即使我们在过去的岁月里常常有沟通的困难，我想告诉她：不要忘记这些过去的记忆，因为这些记忆，会跟着我们的人生，一生一世，只不过，它们不再像我们儿时那么的明显。你可以说：“孩子你慢慢来”，可是有时候，快快地“放手”或许也是必要的。我知道，这很难，难极了，但是如果你记得我们儿时的甜蜜时光，如果你知道你在我们心中永远的位置，或许，它就会容易一点点。
　　【孩子的跋语】《我这样长大》/华飞（龙应台幼子）
　　十二点四十五分，终于到家。
　　村子里的维多利亚小学离我们家大概只要走十分钟，但我通常需要两三倍的时间。十二点一放学，几个死党就会讨论：今天走哪条路？每天试不同的路线。我们走得很慢很慢，边走边玩。最“秘密”的一条路，是绕到学校后面，穿过一个坟场，半片无人的森林。
　　当然，在小店“写写”逗留一番是绝对必要的。“写写”是学校附近唯一的小店，卖文具纸张还有玩具。我们每天去看有没有新的“乐高”，然后算算还要存多久的零用钱，才买得起。所有维多利亚小学生都熟悉的那个女老板，总是用一种很不高兴的眼光往下面盯着我们看，一副恨不得把我们都抓起来丢出去的表情。最奇怪的是，她的德文姓是“热情”，我们礼貌地叫她“热情”太太。
　　一进门我就习惯地大喊，“妈，我回来了！”
　　楼上书房就传来一声“好”的回答，然后一定是打喷嚏。妈妈有花粉热。
　　不情愿，但是没办法，回家第一件事一定是写作业。一边写作业，一边闻到厨房里传来的香味：好像是洋葱炒猪肝，还有香喷喷的泰国香米饭。功课只有一点点，做得差不多的时候，饭菜大概已经摆上了桌。这时哥哥华安也到了家，大概一点半，也就是一起吃饭的时候了。
　　饭桌上的谈话，总是绕着学校吧。我很热切地要报告今天老师教的我们的“村史”——村子里有条小溪，我们常到那条小溪里用手抓鳟鱼。“村史”地图把那条小溪画了出来。
　　吃过饭之后，就真的没事干了。我就跟着妈妈走进她的书房。我趴在她脚边的地毯上画漫画，她在书桌上写字（要到好多年之后才知道她是在写“文章”）。
　　她一直打喷嚏。我动不动就去纠缠她，坐在她腿上，跟她说东说西，一看她又低头写字了，我就又要她下来，跟我一起趴着，看我画的东西。现在回想，真不知她那时怎么写作的。
　　时间慢慢走，总在这时候，华安从他的房间大喊，“妈妈，作业做完了，我可不可以去踢球？”妈妈的反应永远是大惊小怪：“怎么可能？你每天的作业只做十五分钟都不到啊？人家台湾的小朋友要写三个小时呢，德国教育有毛病！”她就离开书桌，拿起华安的本子翻一翻，华安咕噜咕噜胡乱解释一通，妈妈就准了。
　　但是慢点，有条件：“你让弟弟跟你一起去好吗？”
　　华安太不情愿了，因为他觉得小他四岁的小鬼很烦人，很黏，很讨厌。他就跟妈妈磨来磨去，就是不肯让弟弟跟着他。我呢，站在一旁，假装出无所谓的样子，甚至于酷酷地说：“我根本不想去。”但是，唉，心里想死了：拜托，让我去吧。
　　结果多半是哥哥让步了，我们一高一矮就抱着球，出了门。
　　球场非常简单，其实只是一块空地，加一个老旧的门。一下雨就满地黄泥。华安的伙伴们已经在等他。我们开始死命地踢球，两个小时下来，头发因为泥巴和汗水而结成块，鞋子里满满是沙，脸上、手上、腿上，一层泥。可以回家了。
　　有时候，哥哥铁了心，就是不肯让我跟，妈妈也理解他，不愿勉强。她就会带着我，可能还有“小白菜”——我的小小金发女友，走到家对面那个大草原去采花。都是野花，采了的花，放在妈妈带来的竹篮里，带回家做植物标本。妈妈还给我准备了一个本来装蜂蜜的玻璃瓶，她用剪刀在金属瓶盖上啄出几个洞。草原上的草长得很高，蚱蜢特别多，蹦来蹦去。我就一只一只抓，抓到的放进玻璃瓶里。原来那些洞，是让蚱蜢呼吸的。
　　玻璃瓶里装了几十只蚱蜢之后，我们就回家。我把蚱蜢再一只一只从瓶子里倒出来，倒到我们的花园草地上。也就是说，我开始饲养蚱蜢。
　　可是好景不长，很快我就发现，蚱蜢把我在花园里很辛苦种下的番茄都给吃掉了。
　　有时候，妈妈带我们在草原上放风筝。草原那么大，草绿得出水，我们躺下来，看风筝在天空里飞。我觉得我可以一辈子躺在那里。
　　然后就是晚餐时间了。晚餐，通常是由我们的匈牙利管家煮的。她常做匈牙利炖牛肉给我们吃。
　　吃过晚餐以后，妈妈准许我和哥哥看一点点电视，大概半个小时到一小时，绝不超过。对这个她特别严格，一点不心软。时间一到，妈妈就出现了。像个母鸡一样，把我们半推半牵带到浴室。“刷牙”的仪式是这样的：浴室有两个洗手台，她放一只矮脚凳在一个洗手台前，那就是让我踩上去的地方；我太矮，上了矮脚凳才看得见镜子。她就靠在浴缸边缘，看我们刷牙，洗脸，换上睡衣。哥哥转身要走，她就大叫：“牙套——”哥哥矫正牙齿三年，我听妈妈叫“牙套——”也听了三年。她总是用德语说“牙套”这个字。
　　洗刷干净了，接着就是“孙悟空时段”。我们坐在床上，哥哥和我并肩靠着枕头，被子盖在膝上。妈妈坐在床沿，手上一本敞开的《西游记》。她并不照着书本念，而是用讲的。我们也不断地七嘴八舌打断她：“那孙悟空身上总共有几根毛呢？”“猪八戒用鼻子还是用嘴巴呼吸？”她永远有办法回答我们的问题，而且回答永远那么生动那么新鲜有趣。同时跟我们看图，让我们认识故事里每一个人物的个性和造型。
　　听到猪八戒“怀孕”的那一段，我和哥哥笑得在床上打滚，然后哀求妈妈“再讲一次，晚一点睡觉，再讲一次……”
　　再怎么耍赖，睡觉的时刻还是逃不掉。讲了二三十分钟故事之后，她就把书阖起来，一个人亲一下，然后就关了灯，轻手轻脚带上门。
　　我们在黑暗中，听她轻轻的脚步声，走向她的书房（也要好几年之后，我够大了，才知道，每天晚上，这个时候她才能开始写作）。
　　她一走，我们就从被子里出来，开始捣乱，“躲猫猫”的游戏正式开动。我们悄悄开灯，玩“乐高”积木，或者大声讲话，或者躲到衣橱里去，就是想等她发现，等她来。没几分钟，她不放心，果真来了。假装生气地骂人，把我们赶上床，关灯，关门，又回到她的文章。她一走，我们又像老鼠出洞，开灯，钻到床底下，唱歌、说笑……等她来。
　　她又来，这回有点气急败坏了，把我们从床底下揪出来。
　　她不太知道的是，她愈是气急败坏，我们愈兴奋。搞得妈妈无法工作，给我们莫大的成就感。
　　这样来来回回好几回合之后，都过十点了，妈妈会气得拿出一支打毯子的鸡毛掸子，做出很“狠”的样子，“手伸出来”。我们就开始绕着房间逃。
　　她怎么也打不到。见她老打不到，心里的得意到今天还记得。当然，也要等到长大之后，才发现，唉呀，她不是真的打不到啊。
　　最后，我们自己把自己给累倒了。倒在床上，筋疲力尽。
　　模模糊糊中，感觉有人进来，那是工作了一整天的爸爸回来了。他轻轻地推门进来，走到我床边，摸摸我的头，弯下身来在我耳边很轻很轻地说：“晚安，孩子。”
　　——写于十五岁时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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