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史奠基人、《西方的兴起》《世界史》作者威廉•麦克尼尔又一部经典之作；它以恢宏的规模，将生态、人口与政治、文化整合起来，讲述3000年来传染病塑造人类与社会的历史进程，堪称论点精彩且挑战性极高的学术成就。
★宏观论述瘟疫与人类历史关系的史学力作，匠心独运，颇为可读。疫病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麦克尼尔凭借深厚的世界史功力，敏锐机智的观察和推理、巨大的勇气和高超的技艺，娓娓道出传染病在人类历史变迁和文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威廉•麦克尼尔率先将历史学与病理学结合，重新审视和阐释人类历史，纵横捭阖，提出众多独具匠心且发人深省的认识；他率先将传染病列入历史重心，给它应有之历史地位；他提供了数量惊人的细节，论述疾病在人类历史上扮演常见的关键角色。
★《瘟疫与人》一书直接启发了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的写作，激发了世界尤其是中国的医疗社会史研究，深刻影响了当今学术研究的视野与维度。
★《瘟疫与人》是“见识丛书”系列第15册，“见识丛书”系列装帧设计别具一格，封面用纸采用国际FSC环保认证的特种凯斯棉，内文纸为72克月白纯质，精装圆脊，再加上内封独特的压纹工艺，为读者呈现不一样的阅读体验。
公元前430年—前429年，雅典与斯巴达之战胜负难分，一场来去无踪的瘟疫使得雅典失去近四分之一的士兵，由此深刻改变了地中海世界后来的历史走向。
1520年，西班牙人科尔特斯以六百人征服拥有数百万之众的阿兹特克帝国，他们带去的“致命杀手”天花病毒在墨西哥城中肆虐，就连阿兹特克人的首领也死于那个“悲伤之夜”，于是西班牙人所向披靡。
1870年普法战争之际，同样是天花病毒，使两万法军丧失作战能力，而普鲁士军人由于做了预防接种而未受影响，战争胜负改变于朝夕之间。
疫病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一代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从疫病史的角度，以编年的手法，从史前时代写至上世纪前半叶，详实探讨传染病如何肆虐欧洲、亚洲、非洲等文明发源地，而这些疾病又如何塑造不同文明的特色。他率先将历史学与病理学结合，重新解释人类的行为；他将传染病置于历史的重心，给它应有之地位；他以流畅的笔调、敏锐的推理和高超的技艺，娓娓道出传染病在人类历史变迁和文明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瘟疫与人》是威廉•麦克尼尔备受欢迎的一部经典作品，也是宏观论述瘟疫与人类历史关系的史学佳作。《纽约书评》称 “此书从此扭转了人们看待世界历史的角度”，《纽约客》则认为此书是 “一部真正的革命性作品”。普利策奖得主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盛赞它提出了“富有创新也具有挑战性的历史概念，影响深远”，而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有言：“看待历史的崭新观点，我从《瘟疫与人》中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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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识丛书（见识城邦出品）：
01《时间地图：大历史，130亿年前至今》 ［美］大卫•克里斯蒂安
02《太阳底下的新鲜事：20世纪人与环境的全球互动》 ［美］约翰•R. 麦克尼尔
03《革命的年代：1789—1848》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04《资本的年代：1848—1875》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05《帝国的年代：1875—1914》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06《极端的年代：1914—1991》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07《守夜人的钟声：我们时代的危机和出路》 ［美］丽贝卡•D. 科斯塔
08《1913，一战前的世界》 ［英］查尔斯•埃默森
09《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10《基因传：众生之源》（平装+精装） ［美］悉达多•穆克吉
11《一万年的爆发：文明如何加速人类进化》［美］格雷戈里•柯克伦 [美］亨利•哈本丁
12《审问欧洲：二战时期的合作、抵抗与报复》 ［美］伊斯特万•迪克
13《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美］艾尔弗雷德•W. 克罗斯比
14《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平装+精装）［美］雅克•巴尔赞
15《瘟疫与人》 ［美］威廉•麦克尼尔
16《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 ［美］威廉•麦克尼尔
17《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美］西恩•麦克米金
18《科学的诞生：科学革命新史》（平装+精装）［美］戴维•伍顿
19《内战：观念中的历史》 [美]大卫•阿米蒂奇
20《第五次开始》 [美]罗伯特•L.凯利
21《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精装） [以色列]赫拉利•尤瓦尔
……后续新品，敬请关注……
疫病妨碍了中国早期南方文明的发展
在远东，自公元前 600 年起，耕作在黄河流域冲积平原上的中国农民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农业活动突破了早期仅限于半干燥的 黄土地区的地理边界，并且把主产农作物从小米转为水稻。把巨大 的冲积平原改造成星罗棋布的稻田，意味着每片稻田都配备有可调节的水道，需要大量劳动力来进行筑堤、排水、修造运河以及开垦沼泽地等农务。此外，为了防范河水泛滥，整个农作区还必须修造全面而复杂的水利工程体系以驾驭桀骜不驯的黄河。
黄河在地理意义上是世界最为活跃的大河。在较近的地质年代， 它合并了来自其他排水系统的重要支流，在流经中游的黄土地区时， 侵蚀了大量泥沙，使河道日益加深。而当挟带淤泥的河水流经一马平川的冲积平原时，流速减慢，上游大量的侵蚀物便沉积下来。结 果，泥沙很快在冲积平原上抬高了它的河床。而当人们开始用人工堤坝限制水流时，麻烦出现了，堤坝只能逐年加高，以应付河流底部的沉积导致的河床升高，“ 悬河”由此形成了。为把河流局限在堤坝内，需要大量人力；堤坝中渗出的一桶水，若不加以及时补救， 都可能迅速扩大而成为激流；或许只要几小时就可以在堤坝中撕开裂口，而一旦出现大的裂口，整条河流就会溢出人工河道，奔向新 的更低的河道。这条大河在历史上曾多次改道，徘徊于山东高地以北（像目前这样）或以南，幅员达数百英里。
黄河地理上的不稳定性，虽因人类的活动而加剧，但总体上非 人为所致，所以河流要完成更稳定的调整仍需经历地质时间长度。 而另外一个影响早期中国生态平衡的因素，则主要是人类的活动。 比如，在政治层面上，因稻田耕作而扩大了的食物来源支持了几个世纪的王侯战争，直到公元前 221 年，一个征服者控制了整个黄河流域以及大片相邻地区。稍后，在经历了短暂的内战后，一个新的 王朝—汉朝，在公元前 202 年取得了主宰地位，并且至少在名义上统治中国直到公元 221 年。
由帝国官僚机器所维持的国内和平，可能降低了此前长期战 争对农民社会的蹂躏，然而汉代的和平也意味着建立在农民的稻田（或粟田）之上的人类双重寄生关系的强化。从同一农民人口中收租的私人地主和征税的皇室官僚无疑处在竞争之中，尽管他们相当有效地形成了相互支持的合作机制。他们的利益从根本来讲是一致的， 因为帝国官僚成员的大部分，实际上是从拥有土地的食利阶层中遴选出来的。
然而，在古代中国开始形成的巨型寄生平衡中存在着另一个强 有力的因素。随着中国地主对农民控制的加深，一套别具特色的行为观念也在地主和官僚阶层中扎下根来。这套观念通常被称为儒学（Confucian，直译为“ 孔家学说”），“ 孔圣人”（公元前 551—前 479年）做了大量的工作来阐述和界定这一新观念。儒家文化在帝国官僚和私人地主中的传播，造就了不断限制权力专制或滥用的精英阶层， 其重要结果之一是将对农民的压榨控制在传统的、多数情况下可以忍受的限度内。
到汉武帝（公元前 140—前 87 年在位）时，在中国社会内部， 农民和两大寄生阶级之间达到了相当稳定而长期的平衡，这一平衡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其中不乏周期性的变动，但并没有结构上的断裂。总的来说，地主和税务官征收的税收尽管繁重，但还没有过度 到使得中国农民难以满足生存所需的最低生活要求；否则，中国人口在黄河流域冲积平原和邻近地区，就不会进行缓慢却极其壮观的扩张，乃至向南进入长江流域；中国农民也不会为建立其上的传统文化和帝国结构提供不断强固的基础—尽管存在为数不少的地方性乃至全局性的问题。
现有的文献还不足以使我们准确地把握中国扩张的脉络。但可以肯定的是，直到汉代终结，南方的巨大拓展并没有发生。换言之， 从开始“驯化”黄河流域冲积平原时起，差不多过了 1000 年才在长江流域出现了类似的进展。
乍看起来，中国人在移居南方方面的迟缓，可能令人不解。因为这里并不存在难以克服的政治—军事障碍；其农业生态又有利于定居：温热的气候意味着更长的生长期，丰沛的降水消除了经常威胁北方旱地作物的旱灾之虞；而且，长江在流出西部群山以后即在湖区穿行，没有沉积物淤塞下游河道导致像黄河那样高悬河床的棘手问题。 这里的堤坝和人工渠网也不必承受北方那样的压力，构成黄河流域历史特点的可怕的、经常性的和不可避免的技术难题在此处也并不存在。
尽管存在这些明显的现实优势，一种既不见于史料也不见于人的肉眼，但我们仍然相信是非常强大的因素，却隐然阻碍着文明的 农村和城市生活迅速而成功地拓展到中国文化摇篮以南的地区：拓 荒的中国人在向南移入更肥沃的农业地区的同时，也正在攀爬异常 陡峻的疫病阶梯！
南下所遭遇的气候变化相当于从新英格兰到佛罗里达，但地理 状况和盛行的风向使这种变化远超北美东海岸这一段。群山的阻隔 使长江流域在冬季免受从蒙古高原吹过黄河流域的寒冷而干燥的西 北风的影响。而在夏天，当季风反方向吹来时，来自南海的湿热气流则保证了长江地区的充沛降水。同时，由于夏季季风在穿越山岭 到达黄河流域之前已降下了大部分雨水，黄河流域的降水经常不足 以抵抗非灌溉区的破坏性干旱。
结果，中国北方与南方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气候类型，南方湿热的环境中比北方滋生出了更多的寄生物。在整个黄河流域，严冬杀 死了那些无法借助冬眠抵御漫长严寒的寄生物；携带有疾病的南来寄生物更难以幸免，它们根本不能适应北方寒冷而干燥的气候条件。 秦岭以南的长江流域则不然。习惯于北方疾病环境的人们在适应南方迥异的疾病方式时不得不面临着可怕的问题。
此前，当中国农民从黄土地上的旱作转为黄河流域冲积平原的 灌溉农业时，他们肯定也经受了全新的、起初或许还很可怕的罹病 考验。但是与这一变化相联系的任何微寄生层面上的调整，都与更 显著的和更耗时的技术层面和巨寄生层面上的调整齐头并进。要发 展出与全流域治理黄河的规模相适应的水利技术，需要几个世纪的 努力；政治统一和在农民身上建立稳定的巨寄生关系也同等重要和 耗时。因此，对更大的罹病遭遇的适应极有可能与中国社会和技术 上的更显著的转型同步。
很难在两个平行的过程中明确区分哪个过程更为关键。但巨寄 生的平衡似乎形成得较晚。因为，直到公元前 3 世纪末期，中国政治—军事的稳定性格局才算建立起来。在此之前，战国时代（公元 前 403 年—前 221 年）诸侯争霸愈演愈烈，最后整个中国被一个半开化的国家—秦国在公元前 221 年统一了。到古代中国的巨型寄生平衡达到新的帝国规模的汉朝（公元前 202 年—公元 221 年），中国农民已有 400 年耕作稻田的历史了。如此长的时间提供了充足的机会，让灌溉农业的流行病远在巨型寄生关系稳定之前的几代甚 至几个世纪就在黄河流域稳定下来。
当中国农民从半干旱的黄土环境转为稻田里长时期的涉水劳作 时，这种转变肯定会产生显著的后果。但事实是，不管传染病如何盛行，新的传染方式都没有阻止人口的稳定增长，否则国家将得不 到足够的人力用于不断扩大的堤坝和水渠网的修筑和维护，更不必 说用于不断升级的大规模战争了。事实上，当稳定的帝国政府所需要的统治和道德基础与有关的工程技术一起，在公元前 3 世纪末期被建立起来时，除了疾病的障碍以外，已经没有别的什么因素能阻 止华中和华南的快速开发了。而中国移民只是在 5～6 个世纪之后才完成了对长江流域的定居，这一事实只能凸显疫病障碍的巨大。简 言之，来自干冷北方的移民的大量死亡使得南方在人口上无法迅速 地发展起来。
令人遗憾的是，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抽象的推断。正如中东的情况一样，几乎没有指望从古代文献中发现这些危害人类的病原体究竟是哪些。不过，古人在书中还是多少显露了他们对南方患病危险的意识，大约生活于公元前 145—前 87 年的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就曾写道：“ 江南地卑湿，人早夭。”他还提到这一地区“ 地广人稀”。这是权威性证据，因为司马迁为写史曾亲身游历这个地区。 在后出的文献中，南方之有害健康被视为当然，供南方游历者阅读的小册子为这里的恶疾开列了一些新奇的药方， 但作用无疑非常有限，据史载，被派往南方做官的人任期短且死亡率却高得出奇。
现代疾病的分布，仅就能够在中国地图上加以标识的而言，也证明了这一预期，即在湿热的南方会罹患更多的传染病。许多现代病的地域界线正好位于黄河与长江之间，气候模式的差异表明这样的疾病梯度乃自古已然。然而流传至今的中国医学经典通常掩盖了地域的差异性，因为中国医家习惯于将他们所认识的一系列疾病都围绕着流行的节气来组织。他们所记载的某些疾病，像疟疾，今 天或许还可以辨认得出；但对于许多别的疾病，想把它们同现代的传染病对应起来，则如同要把盖伦（Claudius Galen，古希腊名医） 的用词翻译成 20 世纪的医学术语那样困难。
疟疾，尽管偶尔也出没于北方，但只是在南方才成为现代的健康问题，[18] 事实上它可能构成早期中国南扩的主要障碍。另一种蚊子携带的疫病—登革热（与黄热病有关，尽管致命性在现代变低） 也影响着中国南部。像疟疾一样，登革热可能很早就存在了，静等着北来的没有免疫力的移民自投罗网。热病，包括定期复发的疟疾类热病，在中国古代的医学著作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这也表明了它在中国人的早期扩张中意义重大。[19] 中国 19 世纪的本草学提到几种有效的退烧剂，甚至在欧洲医生的眼中，其有效性也可与进口的奎宁（Quinine）并驾齐驱。
血吸虫病是现代华南和华中的另一重大卫生问题。它的分布也 可能与气候界线相符。近期考古发现了一具确定年代为公元前2 世纪的尸体，保存完好，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慢性血吸虫病的症状。[21] 这也证明了早在拓荒者把长江流域发展到类似北方的水平以前，这 种疾病在中国已经存在了。
总而言之，在大约公元前 600 年后，中国人在应对黄河流域冲积平原的严酷环境上取得了极大成功，无论是在物质技术上、政治 上，还是在传染病的适应上。他们在大约公元前 200 年以后，又同样成功地在食物生产者和寄生其上的统治者之间形成了可持续的相 当稳定的巨寄生平衡。然而，在微寄生层次上，出现于公元元年前后的意义深远的调整尚在南部广大地区进行着。从公元前 211 年（或更早）即处于中国政治覆盖下的长江流域和其他地区，直到汉朝消 亡（211 年）以后，因疾病造成的障碍还没有完全融入中国社会的有机整体，正如我们马上要谈到的，当时在其他地区也发生着剧烈而意义深远的疾病调适。
译者序
中文版前言
致 谢
引 言
第一章 狩猎者
第二章 历史的突破
第三章 欧亚疾病的大交融：公元前500 年到公元1200年
第四章 蒙古帝国颠覆旧有的疾病平衡：1200—1500年
第五章 跨越大洋的交流：1500—1700年
第六章 近代医学实践的影响：1700 年—
附 录 中国的疫情年表
注 释
瘟疫与人》是一部兼具重要性与原创性又精心研究的作品。
——《图书馆杂志》
《瘟疫与人》这本书令人无可抗拒。 ——《波士顿周日先锋报》
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用大量累积的证据，论述疾病在人类历史上，扮演常见的
关键角色。
——《巴顿鲁治倡导报》
《瘟疫与人》对于世界历史有着极具吸引力的新解读。 ——《旧金山观察家报》
麦克尼尔做了一件值得赞赏的事，对于人们忽略的传染病与流行病，他提供了数量惊人
的细节。
——《芝加哥日报》
《瘟疫与人》巨细靡遗的内容，为我们提供了洞见，看透疾病这种自然灾祸，如何在长
远的历史中大幅消灭世界人口。
——《纳奇兹民主报》
杰出历史学家的创新研究……对于历史事件专业的重新解读，加上科学细节的支持，麦
克尼尔提出了非常强力的论点。
——《美国图书馆协会书单》
启蒙人心……《瘟疫与人》值得推荐阅读。
——《大湍城日报》
麦克尼尔以熟练的学术风格，提出了大量证据，指出疾病在人类活动中扮演中心角色，进而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进展。
——《每日新闻》
《瘟疫与人》是首屈一指的重要著作，一部地道的革命性著作。
——《纽约客》
看待历史的崭新观点，我从《瘟疫与人》中受益匪浅。
——威尔•杜兰特，美国作家兼历史学家
《瘟疫与人》提出了非常创新，也极具挑战性的历史概念，令人阅读时欲罢不能。这本
书企图引起轰动，而它也的确办到了！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美国记者，普利策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