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关于著名小说家米兰•昆德拉的传记——昆德拉生于捷克斯洛伐克，1975年移居法国。他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是当代有影响力和想象力的作家之一，代表作有《难以承受的存在之轻》《玩笑》《生活在别处》《缓慢》等。鉴于这位伟大作家人生经历的资料较少，本稿只能勾勒出他隐约的人生轨迹，而将更多的笔墨关注作家极为重要的部分——先用捷克语，后用法语从事的创作。
写米兰•昆德拉传，是件艰难而又冒险的事。甚至是件不太可能的事。这涉及昆德拉的基本姿态：把自己的私生活划为谁也不能闯入的禁区，始终顽固地躲在作品背后。
已经不仅仅是低调的问题了。世上低调的作家其实很多，原因也各不相同。比如波兰女诗人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比如罗马尼亚作家埃米尔•齐奥朗；比如今日移居澳大利亚的小说家约翰•马克思韦尔•库切。
希姆博尔斯卡从不参加任何文学聚会和诗歌朗诵会。她回避正式场合，却很乐意和不多的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吃着鲱鱼，喝着伏特加，谈论一些日常话题。在几十年的写作生涯中，只接受过一两次采访。平时，除了钓鱼和收集旧明信片，就是写诗，不慌不忙地写，一年也就写十来首。作品虽然不多，但用有关评论家的话说，“几乎每首都是精品”。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只举行了一个简短的记者见面会，就又销声匿迹了。她是个把宁静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诗人。在宁静中生活，在宁静中写作。诗作也有一种宁静的力量。外在的宁静和内心的宁静，你在她的诗歌中都能感到。宁静成为她诗歌的源泉和力量，也成为她个人空间的保障和乐趣。
齐奥朗生前曾为自己定下一个规矩：“尽量隐姓埋名，尽量不抛头露面，尽量默默无闻地生活。”他是个厌世者，一个悲观主义者，极端鄙视声誉，一直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始终将自己置于“句子的中央”。在孤独中，思想不停地运转。他的大量箴言和警句就这样产生。有趣的是，这么一个厌世者晚年竟向一场不可能有结果的爱情张开了双臂。更为有趣的是，最最鄙视声誉的他还是在身后获得了显赫的国际声誉，仿佛应了他自己说过的一句话：“当一位作家无话可说时，荣誉为他戴上桂冠。荣誉赞美尸体。”
库切在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后，异常平静，只是轻轻说了一句：“这完全是个意外。我都不知道宣布获奖的事。”他的反应同他以往的表现完全吻合，一点都不出乎人们的意料。他平时为人处世就很低调，喜欢独处，尽量避免抛头露面，极少同媒体接触，至多通过电子邮件回答记者或读者的一些问题。甚至都不愿前去领英语世界十分看重的布克奖。这种低调需要严格的自律。库切恰恰是能够严格自律的人。他不抽烟，不沾酒，常年坚持长跑，还是个素食主义者。平时绝对不苟言笑。他的同事透露，和他共事的几十年里，只见他笑过一回。库切在生活中极有可能很古怪，很呆板，毫无情趣，但他并不是厌世者，也不回避自己的隐私。其实，他的《少年》和《青春》等小说就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他的《耻辱》《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等代表作中也到处可以看到他本人的影子。他是个典型的让作品说话的作家。他的低调更多的和他的性格、他的成长背景、他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有关。
以上几位作家的低调似乎还在人们可以理解的尺度之内。昆德拉的某些举止言行，由于极端，就有点让人不可思议了。他总是千方百计地藏匿自己的私生活，决不向任何人提供详细的个人生平材料，也决不允许任何人谈论他的个人生活，还以毫无商量的口气宣称：“我从不把小说看作一种自白形式。我讨厌轻率。在生活中反对轻率，在艺术中也一样。我的生活是我的秘密，与任何人无关。” ()①
一九八五年春天，昆德拉获得了以色列最重要的文学奖——耶路撒冷奖。昆德拉欣然接受并发表了题为《小说与欧洲》的答谢词。借此机会，一位俄裔美国女作家想采访一下昆德拉。有人善意地提醒她：苏联入侵后，昆德拉对所有的俄国人都有所警惕，难以信任。倔强的女作家没有退缩。她往昆德拉的巴黎寓所打电话，提出采访请求。果然，昆德拉的语调极为冷淡。没想到，女作家随后提到的一件事帮了她的忙。她告诉昆德拉她的祖父名叫里奥尼德•安德列耶夫，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小说家和戏剧家。这种特殊的家庭氛围让她本人也走向了文学。这时，僵局被打破了。昆德拉说他年轻时读过这位作家的作品，对他相当钦佩。采访日期就这样确定。但没过几天，女作家意外地收到了昆德拉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必须提醒你我的坏脾气。我不能谈自己，不能谈我的生活和我的心理状态。在此方面，我的谨慎几乎达到了病态的地步。对此我毫无办法。倘若你觉得可以接受，我愿意谈文学。”如此一来，他彻底掌握了主动，将原定的采访变成了对话。
“头一个允许记者随意复制他的言论的作家罪该万死！”这句咒语出自昆德拉之口。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采访的憎恨。他有三条理由：第一，采访者只提他感兴趣的问题，而不是你感兴趣的问题。第二，在你的回答中，他只采用对他胃口的部分。第三，他将你的回答转化成他的语言，他的思维方式。有时甚至任意篡改你的回答。昆德拉想到了采访最最可怕的后果：人们，甚至包括最最严谨的学者都会将它当作被采访者的言论加以引用。因此，他于一九八五年七月做出决定：不再接受采访。
果然，除却由他本人同意并附有版权的几次对话，近二十年来，昆德拉一直对新闻界不理不睬。此外，他还不参与公众聚会和庆典，不参加任何学术或社会活动，不上电视，不让人拍照。
有人想写昆德拉，试图通过他故乡的熟人了解他的情况。结果，一圈电话打下来，回答如出一辙：慎重起见，还是不说为好。仿佛有一道无形的缄默令。谁也不敢轻易违背。他们太清楚这位著名老乡的脾气了。一旦发起火来，他绝对会翻脸不认人的。他们再也甭想同他保持私人交往了。捷克作家韦瑞茨基曾用文字描绘过这样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巴黎，一九九二年十二月。晦暗的黄昏时分。市中心的小酒店走来一位灰发、苦行僧般瘦高身材的男子。他透过窗子往里看。当他一眼瞥见手持相机的年轻人时，转身急步离去。从餐厅飞奔出一位年轻女士——捷克最大一家报纸的记者。‘请等一下，昆德拉先生，’她在他身后嚷道，‘我们不给您拍照，我们保证。’男子走得更快，女记者在后急追。作家小跑起来。这场景如同剪自伍迪•爱伦的电影，只差这男子回过头去大吼一声：我跑不了这么快，因为我是天才——在曼哈顿导演的想象中，昆德拉所景仰的歌德，在被飞碟跟踪时，就是这么表现的。穿着便鞋的女记者还是追上了男子，抓住了他的衣袖。一番劝说之后，并在女记者再三保证不拍照的情况下，昆德拉的态度才缓和下来，朝瓦茨拉夫•哈维尔等候着的约会地点走去。昆德拉的朋友、捷克驻巴黎大使雅•谢捷维怎能铸如此大错：在两个较量者历经沧桑再度会面的历史性场合，竟邀请来什么记者！” ①
“天鹅绒革命”后，昆德拉曾秘密回到久违的捷克。一天，他应邀去布拉格某剧院观看贝克特的话剧演出。中途休息时，一名丹麦学生认出了他。可昆德拉坚持说：“您弄错了，我不是您以为的那个人。”学生不可理解：“您为什么这么说呢？”昆德拉摘下墨镜，逼近对方，恶狠狠地说：“因为我不想跟您说话。”
类似的故事还有许多。在常人看来，这已经有点不近人情了。可这就是昆德拉，功成名就后的昆德拉。
是出于牢固的想法？是故弄玄虚？是一种怪癖？还是有某种难以言说的苦衷和顾虑？恐怕这几方面的原因都有。复杂、微妙、难以说清。
昆德拉当然自有说法。他认为，“对个人、对个人独到的思想和个人不容亵渎的隐私权的尊重”是“欧洲文化最宝贵的东西”。 ①他赞同法国小说家福楼拜的观点：小说家是努力消失在自己作品之后的人。昆德拉的理解和感叹：“消失在作品之后，就是放弃公共人物的角色。这在今天并不容易。今天，所有重要或不重要的都要走上被大众传播媒介照亮的令人无法忍受的舞台。这些传播媒介与福楼拜的意图相反，使作品消失在作者的形象后面。在这种任何人都无法完全逃脱的境况里，福楼拜的看法在我看来几乎是一番警告：小说家一旦扮演公共人物的角色，便把自己的作品置于危险之中。他们的作品有可能被看作仅仅是他的动作、声明、立场的一个阑尾。” ②昆德拉觉得，作家和小说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作家在作品中发出他个人的声音，表明他个人的思想。作家可以成为民族的精神代表，可以通过作品宣扬某种信念，甚至可以通过作品干预社会生活。在昆德拉的眼里，卢梭、歌德、夏多布里昂、纪德、马尔罗、加缪和蒙泰朗都是典型的作家。而小说家呈现另一种面貌：“小说家并不炫耀自己的思想。他是一名探索者，探索自己的道路，以便揭示出存在中某些不为人知的方面。使他着迷的不是自己的声音，而是他在寻找的一种形式。只有那些能满足他的梦的需求的形式才成为他作品的一部分。” ①昆德拉列出的小说家的杰出代表：菲尔丁、斯特恩、福楼拜、普鲁斯特、福克纳、塞利纳和卡尔维诺。
昆德拉将小说视为一个广阔的自主的天地，游戏和假设的天地，探索无限可能性的天地，想象自由飞翔的天地。小说家的形象对他是一种绝对的诱惑。
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昆德拉先生，您是共产主义者？”“不，我是小说家。”“您是持不同政见者吗？”“不，我是小说家。”“您是‘左’派还是右派？”“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是小说家。”
昆德拉的野心：当一个纯粹的小说家。他希望，当人们提到昆德拉这个名字时，想到的是他的小说，而不是他的生活。在此方面，他将海尔曼•布罗赫当作自己的知音。布罗赫在谈论他本人、穆齐尔和卡夫卡时说：“我们三人都没有真正的个人履历。”昆德拉解释道：这并不是说他们的生活缺乏内容，而是说他们不愿意让自己的生活引人注目，不愿意公开它，不愿意写成传记。不喜欢传记的还有小说家纳博科夫和福克纳。纳博科夫说：“我憎恨篡改伟大作家的珍贵生平。传记作家休想看一眼我的私生活。”福克纳则希望“作为个人从历史中被废除和取消，不留痕迹，除却出版的著作之外，不留任何废料”。 ①昆德拉实际上借这些小说家的言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不相信传记，甚至厌恶传记，尤其是小说家的传记。他引用了一个众所周知的隐喻：小说家拆毁自己的生命之屋，用它的石头建造小说之屋。因而，他认定，小说家的传记作者是在拆毁小说家做成的东西，而重新做他所不愿做的事情。他们所有的劳动都既不能照亮小说的价值，也不能照亮小说的意义，甚至连几块砖瓦也认不出来。卡夫卡一旦比约瑟夫•K更引人注目，那么，卡夫卡的第二次死亡便会立刻开始。 ②
翻开他近几年出版的法文版著作，人们会发现，他为自己写的简历仅仅两句话：“米兰•昆德拉生于捷克斯洛伐克。一九七五年移居法国。”
复杂、漫长的一生就这样被浓缩为两个基本点：出生和流亡。其他一切，全被省略。
昆德拉的种种超乎寻常的表现得到了一些人的理解和认同，也引发了一些人的疑惑和猜测。有人怀疑他在故作神秘：因为，实际上，他越是封闭自己，就越是容易引起世人的兴趣和注意。有人断言他的前半生一定有什么“劣迹”需要隐瞒。否则，他不会如此煞费苦心地遮盖自己的生活历程。有人毫不客气地指出，昆德拉的某些言行同他过去的表现反差极大。还有人善意地把这看成他的一种怪癖。怪癖嘛，总是可以允许的。昆德拉的几位学生回忆，他在布拉格电影学院当老师时，就有不少令人费解的癖好：喜欢在最后一刻变更上课的时间和地点。喜欢临时改变驾车路线。坚决不给未经预约前来找他的人开门。
不管怎样，对于热心关注昆德拉的读者而言，适当了解一下他的人生轨迹，肯定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他的作品。虽然昆德拉时时强调小说和生活完全是两码事，但在他的作品中，尤其是他的早期作品中，还是处处可见他的人生痕迹。比如，《玩笑》所透露的他的家乡生活。《难以承受的存在之轻》间接提到的“布拉格之春”。《生活在他方》中涉及的他的诗歌经历。他小说中的音乐元素、美术元素、电影元素和戏剧元素同他个人成长史的关联等。问题是，所有这些“触及”都模模糊糊，拐弯抹角。倘若能清清楚楚地了解这些背景，读者无疑会更准确地读懂昆德拉。隐私权当然要保护。但像昆德拉这样把全部人生都当作不容侵犯的隐私，在世界文坛上实属罕见。这也是至今为止，世上还没有一部严格意义的昆德拉传的缘由。昆德拉说过，小说家都是自我中心的。显然，他就是一个典型。毫无疑问，昆德拉的极端姿态已筑起一道难以逾越的栅栏，阻挡人们进一步贴近他的小说。
鉴于这一特殊情形，我们需要说明：我们只能在本书中为读者朋友描绘出昆德拉隐约的人生轨迹。而更多的笔墨将投向他的创作。其实，创作正是他人生极为重要的部分。
一、姿态：躲在作品背后 （1）
二、布尔诺：学音乐的孩子 （13）
三、铁蹄下的祖国 （23）
四、布拉格：在艺术中寻找 （33）
五、《可笑的爱》：找到自己的方向 （53）
六、《玩笑》：成名后的尴尬 （81）
七、布拉格之春 （95）
八、争论：哈维尔与昆德拉 （107）
九、“永远退到一旁” （115）
十、流亡：来到精神故乡 （137）
十一、《笑忘录》：重新拿起笔 （145）
十二、《难以承受的存在之轻》 （165）
十三、翻译，唯一的出口 （185）
十四、天鹅绒革命 （195）
十五、《不朽》：舞台的转换 （201）
十六、《缓慢》：告别母语 （217）
附 录：
主要参考书目 （235）
昆德拉年谱 （238）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二十世纪伟大的小说之一，昆德拉借此坚实地奠定了他作为世界上伟大的在世作家的地位。
——《华盛顿时报》
米兰•昆德拉的作品使我坚信人类一定会生存下去，世界一定会生存下去，我全心全意在这个世界上所信仰、寻求和热望的一切都将恢复其人性的面貌。感激他是因为在这个悲剧的今天，他使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体会到，面对不朽的东西，即使死神也无能为力。”
——法国作家路易•阿拉贡
我从未读过比这走得更远的文学作品，也从未读过将幻灭之艺术推得如此之远，将我们的生命与思想藉以为本的基本谎言揭露得如此深刻的作品。
——弗朗索瓦•里卡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