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我被电话铃吵醒，睡在我旁边的亚红接了电话。告诉我，卫宁说那两个受到我们讹诈的倒霉蛋已经结了房钱走了，那只野鸽也被在大门等着的警察塞上车抓走了。亚红翻身又睡了。我却睡不着，一支接一支地抽起烟。阳光从厚重的窗帘后倾泻出来，我轻轻走到窗前，从窗帘缝隙看了会儿外面车水马龙、阳光明媚的街道，把窗帘拉严。我不喜欢晴朗的早晨，看到成千上万的人兴冲冲地去上班、上学，我就感到形孤影单。白天我没什么事可千，也没什么人等我，我的朋友们都在睡觉。我又抽了五支烟，看了看日历，然后穿衣服，洗脸刷牙，走出我住的这套公寓。我走过街角停放的“白茹”车。径直走向公共汽车站。尽管上班高峰已过，车内还是十分拥挤。一个坐着的中年男人下车，我刚要坐下，看到一个抱小孩的年轻妇女，便招呼她过来。 

　　“谢谢。”年轻妇女坐下后，又逗弄着小孩说，“谢谢叔叔。” 

　　“谢谢叔叔。” 

　　我冲小孩笑笑。小孩从衣兜里掏出一块彩纸包装的巧克力，剥开纸刚要往嘴里填，看我瞅着他，举起巧克力给我。 

　　“不要，叔叔不吃。” 

　　“吃吧，没事。” 

　　“真的不吃，叔叔要下车了。” 

　　我挤下车，沿街走了一站，到单位医务室要了张“三联单”，打电话约了一个肝不太好的朋友去医院替我抽了一管血。又在商业区的两个储蓄所把我昨晚挣的那笔钱分别用我去世父母的名字存了进去，然后去邮局给一个交钱即可注册入学、不须考试的函授大学汇了报名款和一年的学费。我报的专业是法律。办完这些事，我到一家人不太多的豪华餐厅吃午饭。这家餐厅菜做得十分讲究，我看着漂亮的图案喝了不少红酒，又吃了几个浇了巧克力汁的冰琪淋，下午才走出餐厅。在报亭买了当天所有的日报和晚报，坐在电报局等长途电话的排椅上细细浏览。黄昏时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方方接的。我们聊了会儿，他正在和卫宁下围棋，卫宁一早就来了，他们下了一天棋，他四胜三和五负，晚上准备凑人搓麻将。我告诉他我晚点回去，就挂了电话。 

　　暮春时节，树木草地都绿遍了，花丛怒放。我走进一个举办晚间音乐会的公园，在音乐亭前等退票。一个老人送了我一张，我又转送给一对只有一张票的青年伴侣，坚决不要他们加倍的票款。在高大、油漆剥落的廊柱间。我看到一个美丽少女坐在汉白玉石台上看书，悬在空中的两条长腿互相勾着脚，一翘一翘。她一手捧书，一手从放在身旁的一个袋袋中抓瓜子嗑，吐出的皮儿拢成一堆，嘴里哼着歌，间或翻一页书，悠闲自在，楚楚动人。我悄悄走到她身后，踮脚看那本使她入迷的书。是一本很深奥的文艺理论著作，我一目十行地看了一会儿，索然无味，正要转身走开，忽听女孩说： 

　　“看不懂吧。”她仰起脸，笑吟吟地望着我。 

　　我脸红了，感到不知所措，因为我还会脸红。片刻，我镇静下来，说：“就是学生，这会儿在公园看书也有点装模作样。” 

　　“我在这儿坐了一下午了，你瞧，我看了多少。” 

　　她快速地把看过的页数捻了一遍。我捏捏那厚厚的一叠，联想到书的内容，怀疑地问：“你看这么快？” 

　　“我也看不懂呗，就看得快。” 

　　我们都笑了。 

　　“不看了。”女孩把书撂到一旁，“你有事吗？”她问我。 

　　“没有。”我说。“没人约我。” 

　　“聊聊？” 

　　“聊聊。”我在她旁边坐下，她把瓜子袋推给我。我不太会嗑瓜子。嗑得皮瓤唾液一塌糊涂。 

　　“瞧我。”女孩示范性地嗑了一个瓜子，洁白的贝齿一闪，我下意识地闭紧自己被烟熏得黑黄的牙齿。女孩倒没注意，晃悠着腿四处张望。 

　　“你是哪个学校的？”我注意到她里面毛农上别着一枚校徽。 

　　女孩龇齿咬着瓜子看着我笑起来。 

　　“这就叫‘套瓷’吧。”女孩说，“下边你该说自己是哪个学校的，我们两校挨得如何近，没准天天都能碰见……” 

　　“你看我像学生吗？”我说，“我是劳改释放犯，现在还靠敲诈勒索为生。” 

　　“我才不管你是什么昵。”女孩笑着瞅着自己的脚尖，似乎那儿有什么好玩可笑的，“你是什么我都无所谓。” 

　　我半天没说话，女孩也没说话，只是美滋滋地看着天边夕阳消逝后迅即黯淡下来，却又不失瑰丽的云彩：“那块云像马克思，那块像海盗，像吗，你说像吗？” 

　　“你多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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