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63年,我第一次将哲学与童年联系起来。我家的猫当时生了跳蚤,我对家里人说要去地下室,用熏烟的办法给它灭跳蚤。我大女儿莎拉才四岁,问我能不能同意让她跟去看看。我勉强同意,但有个条件,那就是她得站在楼梯的高处,以免吸入灭跳蚤的烟尘。莎拉站在楼梯口看我灭跳蚤,兴致很高。过了一会儿,她问:“爸爸,猫身上怎么生跳蚤的呀?”
“噢,”我漫不经心地回答,“它肯定跟另一只猫玩过,跳蚤就从那只猫身上跳到这只猫身上了。”
莎拉想了想。“那只猫怎么生跳蚤的?”“噢,那只猫肯定跟别的猫玩过,”我自以为巧妙地回答,“跳蚤蹦到那只猫身上,又从那只猫身上蹦到咱家猫的身上。”
莎拉顿了顿,较真地说:“可是,爸爸,跳蚤从这只猫身上蹦到那只猫身上,再蹦到别的猫身上,不能这样蹦个没完吧。只有数字才数个没完。”
这件事发生时,我正在明尼苏达大学教哲学。我所教的几门课里有一些公认的话题,其中之一就是力图证明上帝存在的宇宙论论证(theCosmologicalArgument)。这一论证必须排除原因的无穷回归,以便证明“第一因”的存在。圣托马斯·阿奎那异常镇定地让我们相信,“第一因”就是我们大家所称的“上帝”。记得当时我心说:“我在教大学生们‘第一因’的论证,可我四岁大的女儿独自提出了‘第一跳蚤’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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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书是属于孩子的,因为儿童与哲学之间有天然的亲和关系,他们的小脑瓜里充满着天问。这套书也是属于大人的,因为他们理应学习倾听孩子的提问,进行智慧的讨论。
——哲学家 周国平
《童年哲学》所致力于阐释的儿童观,不只是为了解放儿童,而且也是为了成人自身的解放。
——儿童哲学研究者 刘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