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著名学者访谈前辈泰斗，深度与高度并举
本书访谈者复旦大学中文系戴燕教授，以自己的家国情怀和对中国学术、文化的思考，深度访谈老一辈学界泰斗，立意之高、关怀之远、访谈主题之深切，令人敬佩赞叹。
2.前辈大学者对中国学术文化的思考与展望
前辈大学者就访谈的主题，畅谈自己身处时代的学术、文化及个体在国家、民族前途转折之际的思考与抉择，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从各自的专业领域与自身视角对中国文化的前途提出见解。
3.带读者与大学者聊天，感受学界泰斗的鲜活个性
通过访谈，戴燕教授带领读者走进学界泰斗的身边，在聊天中感受他们的音容笑貌和生活态度，理解他们的学术和他们各自的人生。
4.本书入选2017年2月光明书榜，中华读书报2月月度好书，2017年2月人文社科联合书单，1月凤凰好书榜。
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一代有一代之思想。通过戴燕教授对何兆武、李学勤、章培恒、王水照、裘锡圭等十一位从抗战到当下的老一辈中外学人的访谈，使我们了解了那个即将过去的时代中发生过的历史，以及那一代历史中的学人的思考与抉择——他们的政治关怀和学术理想是什么？在巨大的社会变动中，他们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他们又是如何思考历史与未来，如何承上启下的？
一个个学者，体现了一代的学术、思想的风气。这些学者，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精神的脊梁，是学术文化的灵魂。鉴往知来，当今学人只有充分了解上一辈学人的学术及思想，才能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在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也是前辈学者的学人心史。
古典学的重建
裘锡圭
为什么提出“古典学”重建
戴燕：这些年，您多次谈到“古典学”的重建，我们首先想要了解的是，您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想法？您提出的“古典学”的宗旨又是什么？
裘锡圭：“古典学”这个名称，中国学术界以前不太用，我用这个名称也很偶然。二〇〇〇年，日本学者池田知久在东京主持一个公开研讨会，题目叫“文明与古典”，是不是他打过招呼说要讲讲古典学方面的问题，我记不清了。我想“文明”这种大的问题，我也不会讲，那还是讲古典学的问题吧，就写了一篇《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这是我用这个名称的开始。
为什么提“古典学”重建？因为从一九七〇年代以来，地下出了好多简帛古书，有西汉早期的，也有战国时代的，内容很重要。当然在此之前出的那些汉简等等，对于我们研读先秦、秦汉的古书也有帮助，有时候可以纠正错字，有时候可以把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弄清楚，我也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首先发现了马王堆帛书、银雀山竹简，后来又发现了战国竹书，这些对研读先秦、秦汉古书起的作用更大。大家知道比较多的，就是《荀子·非十二子》讲的子思、孟轲“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子思他们提出的“五行”到底是什么东西，马王堆帛书一出来，就彻底解决了。又因为出土的《老子》比较多，对于《老子》的一些错误，尤其重要的是像战国时候人的窜改，庄子后学对老子的窜改，以前不知道，现在都知道了，有些地方甚至跟原来的意思完全相反。我在这方面写过文章，在《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中，我做《老子》甲本的注，也有说明。还有关于孔子跟六经的关系、早期儒家的思想、所谓“黄老思想”（我称为“道法家”）的源流等，大家谈得很多了。在这些方面，都有新的认识。
这些资料出来以后，学界还普遍认识到，“古史辨”派在辨古书上有很多不对的地方。他们在辨古史方面功劳很大，但在辨古书方面错误太多。辨伪其实也不是从他们开始的，古代人对古书年代也有考辨，他们是集其大成。集其大成，又走过了头，好多古书，“古史辨”派认为是假的，现在出土的文献可以证明它们是真的，至少是先秦的书。但是现在不少人，否定“古史辨”派也走过了头。有些人甚至于认为传统旧说都是可信的，连伪古文《尚书》、《列子》这样的伪书，都信以为真，简直是走回头路，比清代人、宋代人都不如了，回到“信古”去了。我感到不能因为“古史辨”派走过头，就一概否定他们，那是更错了。我们应该在充分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新资料、新的研究，重建“古典学”。
“古典学”的名称，虽然古代没有，但是古典研究从孔子跟他的学生就开始了，后来一直有人继续这方面的工作。可以认为宋人对古典学有一次重建，应该说力度比较小。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古史辨”派否定很多传统的东西，也是一种重建。他们在西方思潮的影响下，强调要根据理性来看问题。现在看他们是走过了头。我们也应该重建，但不是回到信古，是要比前人更进一步，把古书里的问题，大大小小的问题，尽可能弄清楚。一方面对于“古史辨”派的错误意见应该批判，一方面我感到很重要的，重要性一点不在批判“古史辨”派之下的，是不能够像有些人那样盲目否定“古史辨”派，这个倾向更要不得。我提出“古典学”重建，有这么个背景。
这里有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禹的问题。“古史辨”派说，传统旧说认为夏人祖先、商人祖先、周人祖先都在尧舜的朝廷上当官，这不是事实，是古人虚构的，在较早的传说中，禹是从天上派下来的。上世纪末有一件重要的西周时代铜器出土，就是豳公，上面写着“天命禹”如何如何，那上面根本没有提尧、舜，这不证明“古史辨”派讲的基本是对的吗？但有人说西周铜器上有禹，说明他是个历史人物，“古史辨”派讲禹不是历史人物，是错了。古代到底有没有禹这个人先不讲，在西周人心目中，他显然就是天即上帝派下来的，并不是尧、舜朝廷上的一个大臣。这明明是支持“古史辨”派的资料嘛，但是他们却那么讲，简直是不讲道理了，那怎么行呢？
“古典学”研究的是作为我们古代文明源头的上古典籍
戴燕：“古典学”的提法得来偶然，但您的想法是早已有的。那么您提倡的“古典学”，与西方的古典学有没有关系？主要有哪些内容？
裘锡圭：用了“古典学”这个名称，后来感到也很需要。在西方学术界一般说“古典研究”。这个古典研究的范围很广，包括古希腊、罗马的语言、典籍，也包括古典时代的历史、思想史、科技史以至文艺、美术等等方面。当然，是以读古希腊、古拉丁文献为基础。
古希腊语、古拉丁语早已不用了，虽然不少从事古典研究的西方学者，他们的语言与古希腊或古拉丁语有程度不等的相当密切联系，他们的历史、文化与古希腊、罗马的历史文化也有密切关系，古希腊、罗马文化是他们的文化的重要源头，但这种关系毕竟是比较间接的。
我们中国的情况呢，虽然上古汉语跟现代汉语差别很大，上古汉字跟现代汉字也差别很大，但毕竟是一脉传承下来的。那些传世的先秦的书，其文字现在还能认。当然其内容一般人已经不大懂了，但毕竟跟西方一般人看古希腊、古拉丁原文不一样。所以我们的“古典学”虽然借鉴了他们的“古典研究”，但不必像他们范围那么广。你要把先秦的思想文化研究、社会历史研究都包括在我们的古典学里，一般的人文学者不会同意，我感到也没有必要。
我们这个“古典学”是比较名副其实一点，主要就是研究作为我们文明源头的那些上古典籍。主要是先秦的，但也不能讲得那么死，秦汉时候有一些书跟先秦的书关系非常密切。譬如传世的最早医书《黄帝内经》，有些人说是东汉才写的，它成书可能是在东汉，但现在根据出土的文献一看，它好多内容是先秦的。马王堆以及其他一些西汉早期的墓出土了好些医书，那些医书肯定是先秦的，因为西汉早年不可能写出那么多，《黄帝内经》的不少内容，就是因袭它们的。还有《淮南子》，刘向编的《新序》和《说苑》，有很多内容来自先秦古书。科技方面的算术，现存最早的《九章算术》肯定是东汉时编成的，但从出土文献看，秦代、西汉的算术书，跟它关系非常密切，其内容肯定大部分来自先秦。我们的“古典学”就是以这些书的研究为基础，牵涉的方面很广，如这些书的形成过程、资料来源、体例、真伪年代、作者、流传过程、流传过程里的变化、地域性等，都应该研究。这些书的校勘、解读，当然也是古典学的重要任务。古典学不用把上古思想史、社会史、历史研究等包括进去，但要是没有这些方面的知识，你能读懂这些古书吗？研究的时候，还是需要这些方面的很多知识的，实际上关系非常密切，不能割断。
现在我们研究先秦、秦汉的古典，可以说如果没有出土文献研究的基础，那肯定是不可能深入的，而要真正掌握出土文献，古文字又是基础。这方面跟西方的“古典研究”又有相似之处，他们必须有古希腊语、古拉丁语这个基础，我们也要有古汉字、古汉语的基础。当然，最根本的基础，还是汉语言文字和古代典籍方面的一般基础，没有这种基础，古汉字、古汉语和出土文献都无法掌握。
要努力提高我们对古代文化的研究水平
戴燕：您讲的“古典学”，还是以古典典籍为核心的研究。
裘锡圭：我们这个“古典学”啊，比较符合字面的意思，不是范围那么广。
戴燕：那么，现在流行“国学”，还有人要恢复儒家，这些跟您讲的先秦、秦汉时代我们文明的源头，有没有关系？
裘锡圭：从内容上讲当然有关系，但是我讲的范围比较窄，没有他们那么广。我是不太愿意用“国学”这个名称的，范围不清楚，而且现在起用“国学”这个旧名称，不一定很合适。现在不是清末民初。那时，“西学”第一次大量涌入，我们传统的学问似乎要被淹没了，所以有人打出“国学”的旗号，与“西学”抗衡。现在我们研究传统文化、也可以说是古代文化的人很多，他们在研究中并不排斥外来的好的研究方法。外国人以中国古代文化为对象的汉学研究，当然不属于我们的“国学”，但是他们的研究如果出自纯正的学术立场，除了研究者国籍不同外，跟我们的“国学”研究又有什么本质不同呢？他们的好的研究成果，我们应该积极吸取，很多人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起用“国学”这个旧名称，似乎并不很合适。“国学”只能视为对中国人的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一个非正式的简称。
戴燕：在中国，现在还有很多人也开始讲西方古典学，有人要读西方的经典。
裘锡圭：那当然很好，我们应该对别人的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
戴燕：现代人讲古典学，都希望古典的学问、古代的文化传统，跟今天能做一个对话。当然我们都知道您是一个只讲学术的人，可是我们也知道您并不是一个不关心时代的人，那么您提倡“古典学”的重建，跟今天这个时代会不会有所互动？
裘锡圭：当然，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跟我们古代的核心价值观有联系，这是不用说的，但是我不太同意现在有些提倡“国学”的人的做法。有些提倡“国学”的人喜欢强调“全球视野”。从有的人的话来看，他们认为外国人对我们的古代文化知道得太少，强调“全球视野”，是急于把我们古代文化中好的东西推向世界，使他们能较好地认识我国古代文化的价值。其实，提倡“国学”的主要目的，应该是提高“国人”对自己的古代文化的认识。我国一般人对自己的古代文化，尤其是作为中华文明源头的先秦重要典籍，知道得太少，亟需提高在这方面的认识。这是关系到民族命运的大事。
无论是为了提高我国一般人对自己的古代文化的认识，还是为了把我们古代文化中好的东西推向世界，最需要做的事，是努力提高我们对古代文化的研究水平，多出真正的精品，包括通俗读物的精品。有了足够的精品，才能切实提高一般人对古代文化的认识水平。我们有了真正的精品，国外的汉学家当然会加以注意，会吸取或参考其中有价值的东西。这种精品如能译成外语，或能将其内容介绍给国外对中国古代文化感兴趣的一般人，也比较容易为他们所接受。但是如果用大力气，花大本钱，把并非精品的东西推荐给“国人”或推向世界，有可能会起反作用，会使人产生对我国古代文化的错误认识，甚至产生反感。
在我们的古代文化研究领域内，还有很多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例如我们对先秦两位最重要的哲人老子和孔子的理解，跟他们的真实情况恐怕就有不太小的距离。尤其是对孔子，往往一贬就贬到九泉之下，一捧就捧到九天之上，态度极不客观。我们必须努力全面掌握跟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新旧资料，认真进行客观而深入的研究，才能使我们的认识接近真实。我重视古典学重建工作，也是由于考虑到了这种情况。
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要很好地结合起来
戴燕：您的意思，还是要老老实实去遵循学术的标准。那么，要做到您所倡导的“古典学”重建，需要什么样的基本训练？如果今天去研究早期的历史文化，是不是一定要看出土的东西，如甲骨、简帛等，如果没有摸过那些东西，是不是也没法做？
裘锡圭：最重要的还是古汉语、古文字以及文字、音韵、训诂的基础，也要有古典文献学的基础和出土文献整理方面的知识，对古代思想、历史、社会也要有一定了解。其实就是要求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很好地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古文字跟一般文字、音韵、训诂的知识都要有，而且还要多读多接触传世古书本身，不能够只是看一些什么学什么概论，对古书没有足够的感性认识，那样是很难做好研究的。
戴燕：由于学者的提倡，出土的东西越来越多，还有文物的商业价值也被开发，我们感觉到差不多这十多年来，对于地下新出的东西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不光是您长期研究的先秦、秦汉时代，基本上是在各个时段，大家都认为需要用到这些出土的东西，这已成风气。像中古时期，好像不用碑志不行，到了明清时代，不进村不找庙，也不行。
裘锡圭：现在刊物上常常有新发现的宋代以来的文书的研究。
戴燕：这一二十年来，这成了一个学界的新常识，就是不讲新发现，都没办法做学问。这是一个潮流，特别年轻人都受这个影响很大。
裘锡圭：这实际上还是如何处理新资料和旧资料关系的问题。我以前就跟有些年轻人说过，如果一个人不懂新资料，旧资料搞得很好；另一个人，旧的基础没有，用新资料胡说八道，那么宁愿要前面那种人。如果对新资料不熟悉，但传统东西搞得很好，通常还是有他的用处的，那比传统东西的基础很缺乏，眼里只有新资料好得多。譬如考释古文字，如果没有应有的古汉语基础，文字、音韵、训诂的基础，看到一个不认得的古文字，就用“偏旁分析法”，自认为分析出来了，就到《康熙字典》里去找，找到用同样偏旁组成的字，就认为把那个古文字考释出来了，这样考释，考释一百个字，恐怕有九十九个是不正确的。研究出土文献，如果对有关的旧文献很生疏，就会犯错误。我自己就犯过这种错误，在我的《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里提到过。
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都讲过，陈寅恪啊，李学勤先生啊，我在文章里也引用过他们的话。陈寅恪的意见是很恰当的，他说必须对旧材料很熟悉，才能利用新材料，因为新材料是零星发现的，是片断的，旧材料熟，才能把新材料安置于适宜的地位，正像一幅已残破的古画，必须知道这幅画的大概轮廓，才能将其一山一树置于适当地位，以复旧观。譬如一个古代画的摹本，当然有人说是后来摹的靠不住，可是在发现不了完整的真本，只能发现真本的一些残片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摹本，就不知道这个、那个残片应该放在哪儿，更不用说完全复原了。
戴燕：但是现在的趋势，比如一枚新发现的简，或者像中古时期的研究读一个碑，杂志都很容易登这种文章，反而你不用新材料的文章很难发表。这已经变成了一个潮流。
裘锡圭：那你们就应该多宣传陈寅恪他们的观点。陈寅恪是非常注意新资料的人，但他的意见很客观，我们应该重视。
戴燕：就是过去人讲的，还是要从常见书里面做学问、找题目。
裘锡圭：对。过去有学者批评向达，说他重视新材料，但《资治通鉴》不好好读，其实向达在旧资料方面的基础已经比现在我们这些人好得多了。余嘉锡有个斋名，就叫“读已见书斋”，就是强调要读常见书。
戴燕：就在您研究的领域，出土文献有那么多，即便是这样，传世文献还是很重要，您还是觉得要依靠传世文献。
裘锡圭: 古典学的重建陟彼景山裘锡圭： 传世文献很重要，有些出土文献不根据传世文献几乎一点读不通，过去已经有很多人讲过了。譬如地下出土的尚有传本的古书，如果本子不好，在很大程度上得根据今本来读。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马王堆《周易》，用字很乱，假借字很多，还有后来上海博物馆的战国竹简《周易》，要是没有今本《周易》，很多字的意思根本猜不出来。这是说直接可以跟传世古书对读的（当然其间也有不少出入），还有很多不能直接对上的东西，怎么念通，还得靠有关的传世文献，还有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知识。当然，我们也决不能轻视新资料，忽略新资料，一定要新旧结合，而且要尽力结合好。
郭沫若是个了不起的学者
戴燕：除了“古史辨”派，您怎么评价其他一些前辈学者在古文字及上古史领域的成就，像一般人喜欢讲的郭沫若、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这所谓“甲骨四堂”，他们在学术史上的意义如何？
裘锡圭：他们对甲骨学是很有贡献的，那是一个客观事实。学问是不断进步的，如果从他们当时学术界的水平讲，提“甲骨四堂”是完全有道理的。现在甲骨学的水平当然比那时高得多了。
戴燕：在那个时代还是了不起的。
裘锡圭：的确是了不起的。
戴燕：这里面，郭沫若是您接触过的。我们北大七七级古典文献这一班，都记得一九七八年《光明日报》有一篇文章报道您，那时候我们刚进学校，就知道您解释山西侯马盟书“麻夷非是”，受到郭沫若的称赞。
裘锡圭：他也不是特别称赞我，因为文章是朱德熙先生跟我合写的，还讲到很多问题。当然，“麻夷非是”是我的意见，我在纪念朱先生的文章里也提到过。当时自己有什么发现，就想让朱先生马上知道。那一次看出来《公羊传》的“昧雉彼视”就是侯马盟书的“麻夷非是”的时候，天正在下雨，我就冒着雨跑到朱先生那儿跟他说。
戴燕：报道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一条。
裘锡圭：因为郭沫若的文章特别提到“麻夷非是”这一点，他写了个“至确”。那是“文化大革命”后，《考古学报》一九七二年刚复刊，我们的文章《战国文字研究（六种）》发在复刊后的第二期上。这篇文章是朱先生跟我一块写的，写了以后，朱先生把文章誊清，寄给郭老，郭老交给《考古学报》登出来。我在《我和古文字研究》里也讲了这件事。郭老收到我们的稿子后，还亲笔写了封回信。当时朱先生正好在北京下厂，信是我收的，后来交给了朱先生。朱先生和我看了信都很感动，可见郭老在那时候，虽然职务很忙，对学问还抱着非常大的兴趣。他在信里肯定了我们的文章，还说，你们的字写得太小了，看起来非常费劲。似乎是告诉我们，再要给他寄文章，可得把字写得大一点。所以这封信还是很有意思的，可惜朱先生后来找不到这封信了。
戴燕：记得您以前说您年轻时见过郭沫若。
裘锡圭：我在一九五六年到了历史所，当时我是复旦历史系的研究生，因为导师调历史所工作，就跟着一起来了，还不算是历史所的人。见到郭老在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前。那时候郭老还兼历史所所长，隔一段时间就会来所一次，来的时候，所里年老年轻的研究人员，他都要见一下，那时候见过一次。反右以后就没有那个事了。他对年轻人很热情，那是他的一个优点。
戴燕：对他的上古时代研究，您怎么评价？
裘锡圭：那要有历史观点，他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写《青铜时代》、《十批判书》，那个时候他的水平肯定是第一流的。
戴燕：是一个了不起的学者。
裘锡圭： 当然是了不起的。一九四九年后他有些地方比较粗枝大叶，有些地方有所“迎合”，写了一些学术质量不很高的文章，那是另一码事。但是总的来说，他解放以后仍对学术有真挚的兴趣，也写了不少有学术价值的文章，还是很不错的。一九四九年后，他有了地位，可是对年轻人还很谦和、很热情。
除了朱先生跟我合写的，登在《考古学报》上的《战国文字研究（六种）》，我还给他寄过文章。一九七〇年代陕西新出土一个西周青铜器，“师旂鼎”，我为了解释铭文里的一句话，写了篇短文《说 “白大师武”》，这篇文章寄给了郭老。
为什么要寄呢？为了说明原因，需要讲到黄盛璋先生。黄先生这个人有点怪，他开始在语言所搞汉语语法，语言所编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里就有他写的部分。他搞语法的时候，对历史地理感兴趣，后来转到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专搞历史地理，这时他又对金文有浓厚兴趣了，最后他的编制大概是在地理所，但是他主要研究古文字，写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章，很有贡献。他早已退休，现在大概已经九十岁了。他从五十年代开始就给郭老写信，讨论学术问题、提供金文新资料等，他不受政治风向变化影响，“文化大革命”期间郭老不得意，他还是照旧写信，郭老大概也常给他回信。大概是“文化大革命”基本过去后不久，郭老情绪比较好一点的时候，有一次在给黄先生的信里说，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其实黄先生虽然经常给郭老写信，却从没有跟郭老见过面，他就回信给郭老说您记错了，其实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郭老就让他的秘书安排，请他去见了一次。
那个鼎里有两个很奇怪的字（已见于我的文章篇题），我认为应该读作“范围”，黄先生跟我说，郭老也认为应读作“范围”，我想那我这篇小文章应该先寄给郭老，就给寄去了。郭老没有回信，但他让秘书还是什么人把这篇文章交给了《考古》，后来就在一九七八年五月那一期上登出来了。
戴燕：那时候你们就自己找个地址、贴个邮票就寄去了？
裘锡圭：科学院院长还能寄不到？寄给科学院就行了。
戴燕：现在恐怕秘书就会给你挡了。
裘锡圭：这个事情郭老肯定是知道的，因为秘书不会自作主张把我的文章转给《考古》。后来在一九七七年较晚或一九七八年较早的时候，我写了一篇《马王堆〈老子〉甲乙本卷前后佚书与“道法家”》，有个副标题“兼论《心术上》、《白心》为慎到田骈学派作品”，文章写得很长（后来发表在《中国哲学》一九八〇年第二辑上）。这篇文章我也给郭老寄了。为什么寄呢？因为他认为《心术上》、《白心》的作者是宋鈃，我的意见是慎到、田骈的学生，这个意见跟郭老不一样，所以我把文章寄给他。当时郭老的身体大概已经很不好（郭老是一九七八年六月去世的），这一次就没有回音了，秘书大概不会让他看这篇文章。
郭老大概常常把别人寄给他的、他阅后认为有学术价值的文章推荐给刊物发表，我还知道两个例子。朱德熙先生说，他发表在《历史研究》一九五四年第一期的《寿县出土楚器铭文研究》，也是先寄给郭老，郭老推荐发表的。最近读汪宁生《八卦起源》一文，汪先生在文末“补记”中说：“这原是写给郭沫若先生的一封信，承他改成文章形式并推荐发表。”（汪宁生《古俗新研》，台北：兰台网路出版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二〇〇一年，第二十五页。此文原载《考古》一九七六年第四期）郭老这种无私奖掖后进的好作风，是他对学术有真挚感情的一种表现。
对我影响大的是张政烺先生和朱德熙先生
戴燕：您这一行里面，大家熟悉的还有几位先生如唐兰、陈梦家、张政烺等。
裘锡圭：唐兰先生是非常聪明的人，在古文字学方面贡献很大。
戴燕：您是跟朱德熙先生合作最多，但朱先生有一半学问属于现代，他是怎么兼通战国文字和现代汉语的？
裘锡圭：朱先生后来主要研究现代汉语，但他念大学的时候喜欢古文字，毕业论文也是做古文字的。一九四九年后因为工作上需要，他才主要搞现代汉语。现代汉语跟古代汉语当然有相通的地方，最好是研究现代汉语的人也懂古汉语，研究古汉语的人也懂现代汉语。
戴燕：朱先生原来在西南联大，他的老师是谁？
裘锡圭：他听过唐先生的课，他的毕业论文导师是闻一多。
戴燕：闻一多研究上古成就如何，应该怎么评价？因为他也做文学，我知道学界评价不一。
裘锡圭：他搞古代，文学我不管，他的古代文字研究，也还是有一定价值的，但是应该说不是什么大家。
戴燕：这里头是不是有训练不同的问题？
裘锡圭：是精力花了多少的问题。闻一多古代的基础还是不错的，但古文字方面的工夫下得还不够。
戴燕：学术上对您影响最大的学者有哪些？
裘锡圭：这很难说，因为在学术上，后人总是广泛吸收前人成果的。从跟我个人的关系上说，当然是张政烺先生、朱德熙先生对我的影响最大，好像没有能相提并论的第三个。当然，我的导师胡厚宣先生对我也有影响，就是我纪念胡先生的那篇文章讲的，胡先生领我进了学术之门，但是全面地看，我觉得还是跟前面两位先生不能比。
戴燕：学术上的理念跟他们比较接近。
裘锡圭：对
戴燕：您跟朱先生这么多年除了古文字方面，还有其他合作吗？
裘锡圭：我的古文字方面的文章，牵涉到语法比较多的地方，朱先生有时亲自动笔改过。“文化大革命”后，我在《中国语文》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上发表的《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那篇文章，朱先生也给我提过很多修改意见。当时我不大会写文章，初稿完成后就请朱先生看。朱先生看了说，你这文章不像一篇论文，就让我改，改了之后还是不行，又提出意见让我改，至少改过两次，也可能改过三次。最后一次再拿去，我能看出来朱先生也不是很满意，但是大概觉得按我的能力，也只能改成这个样子，就不再让我改了。我后来写《文字学概要》，有些问题也跟朱先生讨论过。“字符”（指构成汉字的符号）这个术语，就是朱先生提出来的。
……
序（戴燕）
何兆武 《上学记》之后
李学勤 “这辈子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
章培恒 述学兼忆师友
王水照 文学史谈往
裘锡圭 古典学的重建
朱维铮 “国学”答问
陆谷孙 你这一生离不开它
张信刚 复兴中华相期在明天
兴膳宏、川合康三、金文京 历史与现状——漫谈日本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