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给曹操翻案
曹操（公元155—220年），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其父曹嵩为汉桓帝时担任过中常侍、大长秋的宦官曹腾之养子，曾官至太尉。少年时代的曹操“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产业”，其行事风格颇类似于汉高祖刘邦。年二十举孝廉，旋任洛阳北都尉、顿丘令，征拜议郎。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后，曹操曾跟随汉将皇甫嵩等镇压黄巾军，拜骑都尉，迁为济南相。190年参与讨伐董卓，成为一方豪强。196年，曹操迎接汉献帝刘协到洛阳，官升建德将军、镇吏将军等职，开始参与朝政。不久，曹操威迫汉献帝迁都于许（今河南许昌东），“挟天子以令诸侯”，官升大将军，封武平侯，总揽朝廷军政大权。200年，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大败袁绍，统一北方大部分地区。208年官至丞相，并进兵江东，但被孙、刘联军在赤壁打败。216年，进封魏王。220年病逝，享年65岁。
在三国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上，曹操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在政治上，他从一个小小的县令起家，利用天下大乱提供给他的机缘审时度势，逐步成为独霸北方的一代雄主，为西晋的最后统一奠定了基础。他善于抢占先机，“挟天子以令诸侯”，获得了号令天下的最好资本。作为政治家，曹操胸怀广大，求贤若渴，其麾下汇集了当时最为杰出、最为庞大的一个人才群体。他多次颁布求贤令，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将“被褐怀玉”、“盗嫂受金”之徒罗致麾下，表现出“唯才是举”的精神；在军事上，曹操创造了官渡之战等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并精研兵法，为后世留下了《孙子注》、《论破马超》等一批军事论著；在文学上，以曹操父子为核心的“建安文学”，继承和发扬《诗经》、《楚辞》及汉乐府的优良传统，创造了一种“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的建安风骨。因此，鲁迅先生便认为，“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在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中，曹操是以正统和正面的形象而出现的。陈寿对曹操功业才德给予了这样的评断：“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鉴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在陈寿的笔下，曹操雄才大略，完全是一派开国君主的宏大气象。但这一形象后来却因小说《三国演义》而严重扭曲了。《三国演义》以蜀汉为正统，以曹魏为偏统，是东晋特别是南宋以后“正统观”嬗变的反映。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对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做法大加贬损，说其是“托名汉相，实为汉贼”。事实上，“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东汉至三国间唯一可行的军政策略，刘备、孙权均有此谋，只不过被曹操抢得先机而已。不仅如此，《三国演义》还调动各种表现手法着力渲染曹操杀吕伯奢等情节，突出表现其“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人生哲学，尽写其“乱世奸雄”性格。《三国演义》的小说家言在民间流布甚广，加之取材于它的各种戏剧又将曹操塑造为“白脸奸雄”，这双重的颠覆使得《三国志》等正史观点反而湮没不彰。曹操一案，几成跳进黄河水也洗不清的冤案、大案。
毛泽东早年便对流传于世的曹操“奸雄”形象不以为然。1918年8月，他因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事路经河南，便和罗章龙等到许昌凭吊魏都旧址，并与罗章龙作《过魏都》联诗一首：
横槊赋诗意飞扬（罗），自明本志好文章（毛）。
萧条异代西田墓（毛），铜雀荒伧落夕阳（罗）。[1]
诗中明显流露出毛泽东对曹操的追思和仰慕之情。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在河南安阳参观殷墟时对随行人员说：漳河，就是曹操练水兵的地方。曹操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这里属于古邺。邺城始建于春秋齐桓公时。战国时属魏国，西门豹为邺令。西汉时邺城是魏郡治所，东汉末年是冀州牧袁绍驻地。曹操破袁绍后，于公元204年进邺建都，此后史称邺城为魏都。东汉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被封为魏公，后封魏王，掌握中央一切军政大权。邺城成为朝臣聚集、发布政令的中央政府所在地。直到220年曹丕代汉，虽建都洛阳，但仍称邺城为“北都”，七庙不废，直到265年司马炎灭魏建晋，故魏前后在邺建都62年。曹操在邺时，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著名的三台，即金凤台、铜雀台、冰井台，就是那时修建的。晋朝文学家左思写《魏都赋》，对邺进行了很好的描写。曹操在这一带实行屯田制，使百姓丰衣足食，积蓄力量，逐渐统一北方，为后来晋统一全国打下了基础。[2]毛泽东对邺城历史的回顾，包含着丰富的人文、地理知识，但又是信手拈来，娓娓而谈，于此足见他对曹操和三国史的研究远在一般专家之上。
毛泽东为给曹操翻案，在阅读卢弼《三国志集解》的过程中，写下了不少批语，其矛头直指古人给予曹操的诸多恶评。例如，曹操写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的《让县自明本志令》，本是一篇直陈从军以来的行事和心迹、表达个人社会政治主张的好文章。但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一《魏书》在收录这篇文章时，却援引了何焯、胡三省、黄恩彤、李安溪等对这篇文章的许多看法，说曹文不乏“奸雄欺人之语”。如曹操自称在战场上“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大”，就被说成是言胜不言败的“志骄气盈，言大而夸”；又如曹操所言“人见孤强盛，言有不逊之志”，则被解读为自露马脚，“肝鬲至言，欲盖弥彰”。至于陈寿《三国志》对此文削而不录，是因为“恶其言不由衷耳”。毛泽东因此批道：“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3]祢衡为东汉末年名士，恃才傲物，举止疏狂，以致将曹操经营天下的业绩，视之为不值得一提的蝼蚁。在毛泽东看来，那些给予曹操恶评的人，其心态近乎目空一切的书生祢衡。他们的言论都是耸人听闻的“大字报”，属于不知天高地厚的书生之偏见。
1954年夏天，毛泽东在北戴河与保健医生徐涛论起曹操。当徐涛说曹操是个“白脸奸雄”时，毛泽东大不以为然，他说：“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4]在毛泽东心目中，曹操最大的功绩是统一了北方，并在结束北方战乱的基础上推行了一系列善政。平心而论，这一点是符合曹操的志向和实际作为的。曹操曾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感慨地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有一种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意识，当其削平吕布、袁术、袁绍、韩遂等北方豪强后，混乱的时局朝着统一的方向明朗起来，残破不堪的社会经济也开始再现生机。对于曹操在统一方面的业绩，毛泽东念念不忘，他曾对北大女教师芦荻说过：“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了统一，主要就是他那时打下的基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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