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丛编：试论古今革命》：
这次革命给希腊带来的远非幸福。为了证明共和原则本身是错误的，各个小共和国在消灭王权后很快陷入无政体状态。唯独斯巴达很幸运，它拥有一位集革命家与立法者于一身的伟大人物，不久，它便享受到新宪法的累累硕果。在其他各地，富人们明火执仗，以治安官的名义篡夺早已被他们废除的至高权威；穷人则形容枯槁，沦为派系斗争的牺牲品。
自科德茹斯（Codrus）在雅典授任圣职至梭伦（Solon）时代，这个共和国在历史上一直默默无闻。我们唯一知道的是，市民起初赋予王权的执政官任期终身制后来被缩减到十年，并由九个年度治安官（annualmagistrate）分掌大权。
雅典人逐渐习惯了这个平民政体，慢慢从君主政体过渡到共和政体。每一条新法令都是在旧法令的基础上形成，这能防止突如其来的转变给城邦带来危害；道德风尚需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与政治统一，保持一致。不过如此一来，律法就难以做到纯净无瑕，宪法筹划过程也是真理与谬误共存；就如绘画时，艺术家利用不易觉察的色彩层次，使画作逐渐从暗色过渡到亮色——他们小心引入阴影，不变的是，这些阴影一律都由深浅两种颜色组成，且深色在前，浅色紧随其后。
处于不确定状态的政治原则必然导致巨大的罪恶产生。与法国人在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的雅典人也像如今的法国人一样，不断改变政体秩序，使国家长期处于混乱状态。每逢革命，都必会出现拥护新制度的热情党人和依恋古代律法、回忆过去生活的人。
法国的富人与穷人相互厌恶，而在雅典，这有过之而无不及。上天不允许我听到穷人呼声时堵上耳朵！他人的苦难，于我心亦有戚戚焉。在这个博爱的时代，我们对幸福抨击得有些过头了。在任何城邦国家，穷人比富人要危险得多，然而他们对社会的价值往往比后者低。
民众越来越感觉到他们缺乏一部固定的宪法。德拉古（Draco），这位不屈不挠的哲人全神贯注地为人类构建律法。然而，他误解了他的同胞，认为激情是一宗罪；他把弱者与恶人相提并论，极其严厉地惩罚他们；他似乎还据此判人死刑。像罗伯斯庇尔颁布的致命法令一样，这些血腥的律法有利于平定叛乱。库隆（Cylon）趁国家混乱之机，试图夺取统治权；不久，他就被围困在一座城堡里，不过，他最后还是设法逃脱了。他的党人纷纷逃至密涅瓦神庙祈求庇护，离开前，他们得到保存他们性命的承诺；然而不久，他们被作为祭品摆放在复仇女神欧墨尼得斯（Eumenides）的圣坛前。法国并非第一个拥有残酷律法和野蛮公民的共和国。
恐怖统治消逝了，却留下一个松懈、虚弱的国家。与法国人一样，雅典人痛恨暴行，不过与法国人一样，他们也只能徒然流泪。罪恶让国家变得警觉起来，它似乎看到了悬于头顶的密涅瓦复仇之剑。天神们响应人类的呼唤，让民众的内心充满恐惧；在不敬神的法国，最残忍的食人狂魔也会被雅典感动，追悔不已。宗教对人类如此重要！
灵魂所受的痛苦远比肉体的痛苦更让人难以忍受，为了缓解心灵的煎熬，国家求助于一位名叫厄琵墨尼德斯（Epimenides）的圣人。不过，这位智者并没有试着去治愈城邦国家的真正创伤，而是花更多的心思祛除想象出来的罪恶。他为天神们建庙宇，献祭物，把宗教的蜜汁注入人们的心田。他不曾把这些有助于减轻痛苦的事物当作迷信；他知道，全民法规与神秘的守护神，相对大量不知如何擦去民众的眼泪的哲人而言，更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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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加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