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献研究（总第34辑）》：
《全元文》中收錄的經解序文達262篇，明、清兩代序文數量更是激增，已經無法作完全的統計，更不可能一一寓目。因此，在明代，這裡用黃宗羲編纂的大型明文總集《明文海》中所收錄的全部經解序文，共計33篇。清代的序文數量更夥，本文以《清經解》中所收經解序文作考察的对象，共計57篇。這樣，元、明、清三代，筆者共選出352篇經解序文來進行分析。
宋代經解序文為後世樹立了新的文體傳統，元、明、清三代的寫作，是在這一新傳統的籠罩之下展開的。這裡不妨分析一下宋代經解序文文體的構成要件，大致包括六項：一、對經書意義的闡發，二、對經書傳授流佈的叙述，三、對前人注疏的評述，四、對學術傳承譜系的重新叙述，五、對當代學術的評論，六、對本經解撰寫情況的叙述。其中第一、二、三、六項是宋以前的序文形態中原有的，第四、五項是宋代新增的。並非每篇序文皆含此六項要件，但其構成大致不出此範圍。那麼，隨著元、明、清三代的學術嬗變，經解序文中會不會出現新的構成要件呢？一旦出現，必然導致文體形態發生新變化。筆者通讀352篇序文之後，並未發現新的要件出現，也就是說，經解序文無論如何構架，學術觀點無論多麼不同，所涉及的依舊是這六方面的內容。這裡不妨以明代徐渭的序文為例。徐渭是世所公認的反叛型藝術家，被目馬“奇人”，文風也與眾不同。從《明文海》收錄其《詩說序》一文來看，徐渭想努力使序文變得獨特，富有文采，先從《孫子兵法》的注釋與戰爭的實際對比人手，以說明“凡書之所載，有不可盡知者，不必正為之解，其要在於取吾心之所通，以求適於用而已”，繼而又以瘙癢比喻讀書，才轉入《詩經》本身，可謂煞費苦心。但無論是將經書與他書類比，還是比喻的使用，在宋代經解序中皆有所見，稱不上是徐渭的發明，他並没有為經解序文提供新的構成要件。
但是也不能說，經解序文的形態在元、明、清三代，没有任何新的變化。事實上，隨著經學發生所謂的“由理學到樸學”的轉變，經解序文逐漸走向了“專門化”，就是從一般討論經書意義和經學狀況最終走向了對經學具體領域中專門問題的闡述，成為“專門之學”的載體。如王嗚盛《尚書後案》一開頭自問自答：“《尚書後案》何馬作也？所以發揮鄭氏康成一家之學也！”然後就開始直接討論古今文《尚書》的篇目問題。錢大昕的《儀禮管見序》因有“宋儒說經好為新說，棄古注如土苴”等批判宋學的話語而聞名，不過其主體部分更像是對褚鶴侶《儀禮管見》一書寫下的一份學術評語和鑒定，具體而微，絕無空言。至於另一些經解序，由於經解本身就是研究專門問題，所以序文當然聚焦於此，如段玉裁的《周禮漢讀考序》專門討論注字讀音，胡匡衷的《儀禮釋官序》則一開始就說：“《儀禮釋官》何為而作也？所以明侯國之官制也。”正因為討論的問題很專門，清代經解序文的學術價值就變得非常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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