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与古书成书问题研究 “古史史料学研究的新视野研讨会”论文集》：
如《圣知》篇首章说“圣者闻祸福所生而知择道，知者见祸福成形而知择行”，次章接着专论“祸福”，第三章论祸福之大者“死生”，第四章所论“王知”则指治国智慧，末章论述“致功之道”。全篇主旨在于总结“祸福得失”、“行成败功”的历史经验教训，达到“圣知”、“王知”，按“致功之道”行事，这些实际都隐含在首章那两句话中。
再如《为政》篇首章提出“御之以道，养之以德，勿视以贤，勿加以力”四条治国原则；次章主张“以人为本”，实即四条原则背后的基本理念；第三、四章认为富国必先富民，信立方能威行，这是恩威并施的两种治国路径，可视为“御之以道，养之以德”的具体表现；第五章使民“无争心”，是君主“勿视以贤”的结果；第六章天子“不敢”，是其“勿加以力”的原因。可见，后面五章都是紧紧围绕首章的四条治国原则而展开论述的。
又如《教化》篇首章认为“人主”是民众的表率，可以“化久乱之民”，使“淳德复生”，能够“积德成王”。以下两章分别论述如何“教化”民众，如何“积硕生淳德”，更明显是从首章生发出来的分论。这三章之间的关系，《人主》言教化的主体，《教化》言教化的做法，《淳德》言教化的成效，三者环环相扣，组成一个完整的论述结构。
正因为竹简本《经》篇及其他各篇的首章具有全书或全篇总纲的特征，所以今本编者主要选取这些篇章抄人《道德》篇。它们的内容如此丰富，以致给人留下“几乎涵盖了简本《文子》所提及的全部内容”的感觉，这也说明其取舍十分妥善。反过来说，其他篇章具有分论的特征，居于从属的地位，甚至部分基本思想在所取各章中已有所表述，这是今本舍弃其余二十三章的主要原因。
再谈为何选取《王天下》章。今本第十一章是唯一既非抄自竹简本《经》篇，又不是抄自某篇首章的，而对应于《用兵》篇第三章。这显得有点奇怪，必有其特殊原因。从今本来看，本章的核心论述都是暗引《老子》文句的，残简中对应文字很少，应该是烂脱所致。竹简本不但应该有这些文句，且为全书中暗引《老子》最多的单章之一。有理由推测，编者破例选取这一章，正是取决于其道家立场和视角。
《文子》是一部道家著作，兼融许多儒家思想，这从今本对应九章就可以明显看出。但竹简本的儒家气息更为浓厚，有些今本舍弃的章，甚至更近于儒家一些，如《师徒之道》、《义兵》、《以人为本》、《富国》、《用仁》、《用义》、《教化》、《淳德》等。以《教化》章为例，虽阙文甚多，但其主张“以教化之”（2310简），将“不化”的责任归诸“[人]主”（0570简），以为“刑罚不足”（2243简），要求人主以自身为表率，先教后刑，思想十分清晰明确。在今存汉代以前文献中，有类似说法的都是儒家著作，如郭店楚简《成之闻之》、上博简《仲弓》、《苟子·宥坐》、《孔子家语·始诛》、《礼记·缁衣》、《韩诗外传》卷三、《说苑》卷七，且多说出自孔子之口。竹简本确有暗引孔子之言的，如0818简说“令远者来，令[近者悦]”。据《论语·子路》：“叶公问政，子日：'近者说，远者来。…这是孑L子最基本的治国理念之一。所以《教化》章残阙的文字亦有可能接近于诸书所记孑L子之言，全章体现的纯粹是儒家思想。由此推测今本编者舍弃这些章，确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根本原因。竹简《文子》以老子思想为本位，兼融孑L子思想，还没有像黄老道家、杂家那样吸取墨、名、法、阴阳等家思想，东汉以后道家学者在明明看到全书的情况下，却只选取其中的主要篇章，而另外从《淮南子》等书中抄录材料，伪造出今本《文子》，其实包含了两方面的意图：一是嫌其太近儒家，故大量删除这类文字，以使道家思想更占主体地位；二是嫌其过于素朴，故大量增窜黄老道家的论述，以使其内容更加丰富，思想更加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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