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变迁》：
1.转农型——中亚游牧的变迁
史料表明，中亚自古以来就是绿洲农业和草原游牧并存的地区。哈喇契丹人西迁中亚建立西辽王朝时期，进一步将中国内地的农业、手工业技术带到中亚，使农业生产出现了史称“多五谷、瓜果、葡萄”的景象。游牧民族对中亚农业区的统治多采用“采邑制”，分封的领主在领地内征收赋税，鼓励生产。哈萨克人是传统的游牧民族。由于自然条件恶劣，牧民需要在几百公里的范围内转场放牧。1917年十月革命后，大牧主的牲畜被平均分配给农牧民。许多人恐慌性地宰杀牲畜，或驱赶牲畜迁入中国境内，导致牲畜锐减，游牧业被摧毁。到1934年，苏联哈萨克共和国仅有一个游牧部族延续下来。在干旱地区大量开荒和提水灌溉，引起了“黑风暴”频发和咸海干涸等生态危机。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独立，土地和牲畜全部私有化，原有的生产体系崩溃，2001年牛、羊的数量分别比1990年下降34.4%和27.7%。
2.终止型——俄罗斯草原畜牧业的消亡
现今俄罗斯境内的布里亚特、图瓦、卡尔梅克等民族聚居地区古代属于匈奴、突厥、蒙古等游牧民族活动的地方。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农耕种植业发展较早。大约在19世纪后，这些地方的游牧业越来越多地转变为农牧结合的形式。20世纪的国有化、农庄化对草原放牧形成彻底摧毁。
图瓦人的传统游牧以牛、马、驯鹿为主，主要采取欧式的山地游牧，即冬季在山地放牧，夏秋季转移到河川地带。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汉族农耕文化和俄罗斯耕作方式的双重影响下，形成了半农业半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之后草原游牧持续减少。
布里亚特人分布于贝加尔湖和外贝加尔地区。6-8世纪曾经有灌溉农业存在，但后来消失了，在17世纪之前一直是纯粹的游牧业。俄罗斯人迁入后，农业又开始发展。布里亚特人也开始秋季打草，运到冬春营地贮草养畜。农庄化后的畜牧业以舍饲为主。
卡尔梅克人曾经在伏尔加河流域游牧，17世纪时约有500个游牧帐篷。自19世纪后，进入该地的俄罗斯人增多，开始出现农业生产。苏联时期卡尔梅克人曾经被整体迁移到西伯利亚多年，重新回迁后游牧的条件已不复存在。
3.维持型——恢复艰难的蒙古国游牧业
早在匈奴和突厥时代，鄂尔浑河流域等地就出现过农耕种植的遗迹。蒙元时在哈喇和林一带也有一定规模的农作物种植。清代在漠北适宜的河湖流域曾进行过较大规模的屯垦和军垦，但是绝大部分人一直坚守游牧的生产和生活状态。蒙古革命后提出了“建设文明草原牧场畜牧业”，但是并未动摇游牧业的基础地位。在戈壁和草原诸省，牧民们仍然处于四季游牧状态。逐渐开展的棚圈建设、贮存饲草、草原打井使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有所提高。1990年蒙古经济社会“转轨”后，原来公有的棚圈、水井、机具等设施都遭到损坏，完全恢复到分户“靠天养畜”的状态之中。到1999年，拥有50头以上牲畜的牧户占总数的50.8%，不足10头的占总数的15.1%。蒙古国实行自由化变革后，从官方宣示到民间意向均以恢复游牧业为宗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全部废止，而市场体系又无从发育。每遇干旱、雪灾即会造成牲畜的大量死亡，曾经两度连年因灾损失牲畜达数百万头。从官员到牧民都见证了“走敖特尔”把风雪灾害变为“倒场灾害”的无奈结局。当时的蒙古国总理说：“为了生存，我们不得不停止游牧生活。”近几年蒙古国没有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牲畜达到4000多万头，主要依靠抗灾能力强、灾后种群恢复快的山羊、牦牛、马群的高速增长，而绵羊、牛的比例大为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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