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哲人之思”与“工匠之手”结合的新探求
中国人勤劳智慧，古代即显示科技方面卓越的创造能力，16世纪以前的两千余年间在农学、医药学、天文历算、地学、数学、水利学等领域取得世界领先地位，涌现过墨子、张衡、祖冲之、沈括、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等精研自然科学及生产技艺的卓越士人，他们可谓“哲人之思”与“工匠之手”结合的先驱。
然而，在小生产和宗法社会条件下，在“重政务、轻技艺”的文化氛围下，精研自然科学及生产技艺的先驱们往往被忽视，“哲人之思”与“工匠之手”结合的典范——墨学，自秦汉以降被视为“小人之学”，几乎灭绝，清人汪中对墨子略加褒评，即被斥为“名教罪人”。直至晚清孙诒让（1848—1908）著《墨子间诂》方重振墨学，抉发墨子的贡献。
中古、近古，先驱们的科技成就很少转化为社会普及知识，相关论著或作为一般笔记小说聊供谈资（如沈括的《梦溪笔谈》），甚或全然被弃置、遗忘（如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即使徐光启以内阁大学士之尊所著《农政全书》，也未入学术主流。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一系列成就，除天文历法、农学、水利、河工受到朝廷重视外，大都委屈于民间底层，如同大石镇压下的小草，无法雄强壮大。受到重视的天文历法、农学、水利、河工，也只由少数专家授受，工匠农人实施，没有引进官学、私学的教学系统，多数士人并不闻问。手脑分离、崇思鄙行的大势，弥漫于文化教育界并影响全社会。
在西方学术史上，科学技术的受重视程度也有起伏变化。古希腊对自然哲学的关注不亚于对人文学的关注，科学技术是知识阶层研习的重要领域，以亚里士多德为例，他对力学、天文学、植物学皆有专门研究，并将探讨自然界的论著总括人《物理学》之中，哲学被称为“物理学之后”。中世纪欧洲神学统治精神领域，自然科学沦为神学的“婢女”，生产技艺被压抑和扭曲。发展生产力是近代文明强劲的社会需求，科学及生产技艺的重要性日益昭显，知识界逐渐走向哲思与技艺结合，文艺复兴的巨匠们承袭希腊精神，将“哲人之思”与“工匠之手”结合起来，成为近代文化的典范。
以“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达．芬奇（1452—1519）为例，他不仅以《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被世界公认为伟大的美术家，同时又是成就卓异的发明家、生物学家、解剖学家、力学家、地理学家、建筑工程师、军事工程设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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