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研究（第3辑）》：
（六）蒙古民族形成的两种推动手段
变成这样以后，它在苏维埃（社会主义）时期有一个民族形成过程。这个形成过程不是自然的，是需要后人用一种手段去推动的新的过程。最后要实现的是一个社会主义蒙古民族。关于怎么形成、用什么样的形式成立有两点说明。第一，成立时要放弃自己的方言。就如四川人放弃四川话而去学北京话，就能成为中国人的道理。因为北京话是中国人说的，不说北京话就不是中国人。第二，要通婚。一个部落如果形成内婚制的话，就被认为是愚昧落后。若要想进步，就必须和主体民族通婚。然后，作为人类学者的蒙古学家们经过每天的调研，得出一个数据：今年通婚的人数是多少？按比例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蒙古民族”快形成了。这是类似于苏联的做法，和中国有差异。用一个大胆的说法，叫作苏维埃学说。在苏维埃学说里面还有其他的东西，很遗憾，没有机会跟李绍明先生探讨这个问题。这个东西在蒙古国实践的后果，是像我这样自认为很蒙古的人却被拒之门外。所以，这不只是一个学术的问题，而是涉及我整个人生的重要事件。
（七）民族的“纯洁”与“不洁”
再者，这个民族因为具有内向的性格，所以很强调自己的纯洁性。这种纯洁性的强调导致对“污染”非常敏感。这出现了一个比较有趣的逻辑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民族主义里的主要内涵是反对同化，反对文化的同化以及各个方面的同化。也即是说，如果同化，就是汉族“污染”了我们，汉族文化的血液在“污染”着我们这个文化的机体。民族主义的取向就是去一个更纯洁的地方清洗“污染”，使自己清洁化。这是蒙古民族主义的一个内涵。但是，内蒙古的民族主义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反过来就变成了一个“污染”源。对于外蒙古来说，不是一个汉族人直接跑到那里去“污染”了他们，而是由我们这些带有汉族“污染”的人到那儿，无形中在“污染”着他们。
像我们这些人，既会说汉语，也能说蒙语。所以像我，汉语与蒙古语的水平都不够高。如果我一直在说蒙古语，肯定和蒙古人一样。问题就出现在这里，我对中国人说中国话，对蒙古人说蒙古话，好似一个精通双语的人才。我的思维在用汉语思维时跟大家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用蒙古语思维的话，和蒙古人是一样的，没有任何障碍。但是我们有这样一个“污染”源，带着各位的细菌到了那个地方，所以就出现一个“纯洁”与“不洁”之间的斗争。
（八）折中与杂糅
这里面我找出一个折中的办法——杂糅。我用的是维多克·特纳（Vic-torTurner）的概念。他研究仪式的三个步骤，中间的一段叫阈限（liminalstage）。它指的是中间的、没有结构的过程。在其中，所有的社会事物和结构都不存在。你必须放弃，你必须把衣服等什么东西都脱了，把头发剃了，你才能做这样的仪式。但你出来以后，你还必须加入这个社会，必须扮演社会的角色，要变成社会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处于阈限里面的人很危险，很可能自己会死掉，或者会被很多人收拾掉。这是一个很危险的状态。所以我把内蒙古定义为这么一群人——正好处于中国与蒙古之间的“危险人群”，怎么“危险”呢？它很脆弱，中国看它不顺眼，疑惑蒙古人心怀不轨。从内蒙古看外蒙古，也质疑他们是真的蒙古人还是假的蒙古人。见了中国人说中国话，见了蒙古人说蒙古话。为什么他们的情感会是这样的？所以，产生了对他们不信任——就如对我的不信任一样。蒙古人也不信任。这就是惯习（habit）。我变成了这样一个人。我从这里面提炼出这么一个东西，再把它扩展到内蒙古，于是整个内蒙古也变成了habit，里面包含的内容有很多。
（九）蒙古国的文化多元
最终，我提出一个观点：蒙古国必须要走向一个多元的未来。这个多元必须是文化的多元，不一定是政治的多元，因为政治的多元是泛蒙古主义。这是任何的现代帝国或者政治体系都不允许做的，因为它要打破世界格局。如果这样做的话，对蒙古国自己的主权很可能有冲击。所以我去除了这个政治的可能性。那么，政治上我们不能来往，文化上我们可以来往吗？文化上是怎么样一个来往法？没有。这就要冲破社会结构。这里面必须弄清楚的一点是什么是蒙古？一个部落就能够代表蒙古吗？就如一个四川就能代表中国吗？答案是不能。中国是由什么组成？是由中国的这么多省与地区共同组成的。一个地方，一个角落，一个地区，不可能代表也没有能力代表中国。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