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名”、范畴概念、：词语说到“文化关键词”
胡适先生早有《中国名学史》的著述。拙著《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生成史》（1）尽管探源述流，但只围绕文学理论范畴的创用和系列化过程而言，也未扩及文论范畴以外的语汇，是一种尝试性探索；早几年的一本《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发生论》②在古今范畴（某种角度上说也是中西范畴）的比较上说得充分一些，讨论过中国古代“名”中的范畴概念和现代（也是西方）理论的范畴概念创设运用上的同与异。此外，还写过两三本古代范畴的专书③。因为重要的古代范畴难免被纳入“轴心期文化关键词”之中，笔者自然关注目前这一课题的研究。
先秦有“名实”之论。《荀子·正名》中有“大共名”、“共名”和“大别名”、“别名”的区别；《墨子·经上》中将“名”分为“达”、“类”、“私”三种。概念、范畴一般不用于事物分类，属于有抽象意义的一类特殊的“名”。范畴是思维的成果，凸显的是事物的某种基本属性和相互关系，可以说是一种“大共名”和“达名”——不被包容的大概念。
在与“轴心期”相当的先秦时期，常有以名词的动用（使动、意动）和假借等方式，在话语中替代完成应由其他词性（动词、形容词、介词等）文字发挥的功用，此后也有所沿袭。这对词意的构成和使用会有影响。
今所谓词，大抵在先秦时代“名”的范围内，汉字以表义为第一属性，单个的字原先绝大多数是名词，后来有的也成为概念、范畴。
“文化关键词”有“文化”和“关键”的界定，就不是所有的范畴、概念和一般的词（范畴是不被包容的大概念，但并非每个范畴在文化方面都具有“关键性”的价值、意义）。戴震所谓“其词也”的“词”与现代语言学中的“词”也不是十回事，说它是今所谓“话语”或者“文字表述”倒更贴近些。
“语”（无论“常语”还是“术语”还是别的词语）常由若干“词”构成，意蕴较通常单个的“词”丰富。文化领域的议题中某些“关键性”意义用“词语”表述可能较“词”或更方便和相宜。
通过“词”、“辞”的字义辨析或可有助于我们对“词”的界定。《说文解字》云：“辭，说也。”段注：“词与辭部之辭，其意迥别。辭，说也，从鬲辛．罱辛犹理辜。谓文辞足以排难解纷也。然则辭谓篇章也。词者，意内而言外也，从司言。此谓摹绘物状，及发声助语之文字也。积文字而为篇章，积词而为辭。”按，鬲（“亂”为其反训，义同“治”），治也，理也；故辭（辞）有讼、断之用。可知“辞”是由文字（“词”）依一定理路构结的篇章，用于说理；而“意内而言外”的“词”与今天语言学中所谓“词”大致相同，是语言结构中能独立运用的基本单位；在现当代，“词”有时也可通“辞”，如歌词、欢迎词、发刊词等，但不是用在词的语言学分类上。当然，我们也应注意到，这些有专用的“词”写来一般都为短章。、
严格说来，“词”的意涵单一，指域相对窄狭，即使以“关键”称之，搜罗广泛，对它们的解读也难涵盖文化方面的所有要义。不过，倘从“词”可以通“辞”、表达“词语”之意这一点去推衍，“文化关键词”的创用或能得到广泛认可，也能较好地应对“文化”方面的议题。
如此说来，“文化关键词”应该不同于以往语言学中的某类“词”，而是一种包括范畴、术语、命题在内的在文化方面具有关键性意义的“词语”。这一点如果得到很好的说明，也就不难获得广泛的认可。
“轴心期文化关键词”须作分类研究，且应力求周到和主次、条理分明，尽可能减少疏失。这是全面考察文化的不得不然。．
传统意识、观念形成和人们理性思考演进的过程就是传统文化关键性词语生成的过程。可从人与自然关系、政治社会理想、道德伦常意识的形成，从．C／理和生命体验、思维方式、美学追求等基础性理论思考等方面进行分类。作为思维成果集中体现，那些居于理论思考核心地位的范畴尤应予以特殊的重视。
“文化关键词”不少出自儒家经典，这与儒者儒学与中国文化的特殊关系相关。但其他各家的贡献不能忽略，儒学的发展也不断得到其他各家（如道家、墨家、兵家、名家、阴阳家，特别是道家在对宇宙万物之本体、客观规律的探究上能弥补儒学的短板）思想理论建树的推动。无论是儒门内部的论战、各学派自己的阐发开拓，还是与其他诸子的争鸣辩难，都会促进文化关键词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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