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辞、金文所记，主要是时事；但卜辞中涉及到殷朝许多王的名号，则已包含了对历史的追记。《尚书》所记，主要也是时事，但它讲到历史的地方，比卜辞、金文要多一些。如《盘庚》篇讲了迁殷以前的有关历史，周初八诰则常常要讲到殷朝败亡的历史。在这方面，西周出现的史诗，也表现得很突出。
史诗，这里主要是指《诗经》中的《大雅》。《诗经》是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诗歌总集，相传它同《尚书》一样，都是由孔子删订的。《诗经》包含风、雅、颂三部分。风，也称国风，采自周王朝与各诸侯国，以抒情为主。雅、颂，以咏事为主，多用于周王朝的重大庆典、祭祀活动。《大雅》中的一些诗篇，反映了周族和周王朝的一些发展阶段的传说和历史，可以作为史诗看待。如《生民》、《公刘》、《绵》、《皇矣》和《大明》，歌咏后稷、公刘、古公直父建立基业，王季继续经营，直至文王、武王的武功。《下武》、《假乐》等篇，歌咏成、康以下“率由旧章”、“绳其祖武”的升平时期。《崧高》、《江汉》等篇，是咏颂宣王的中兴。《桑柔》、《召诰》等篇，是感叹、讽刺厉王和幽王时的失政与衰败。它们大致写出了西周的盛衰史。作为史诗来看，它们半是诗歌，半是史篇，写得笼统而夸张；但它们对先王的歌颂或讥刺，对史学在记人和记事方面的发展，都包含有创始的意义。《大雅·荡》中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诗句，也反映出明确的历史鉴戒思想。广义地看，《诗经》中的其他部分，也具有史诗的价值。
官书和史诗，标志着史学的萌芽，但它们毕竟还不是正式的史书。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周王室和各诸侯国分别出现了国史，这是中国史学上最早的正式史书。
国史，在当时统称为“春秋”。史载，晋国韩宣子至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左传·昭公二年》）。《墨子》有关于“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的引证（《墨子·明鬼下》）。孟子从政治形势的变化指出了国史代替史诗的趋势，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孟子·离娄下》）孟子的话，事实上指出了史学萌生阶段的一个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正是王室衰微、诸侯兴起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反映。
当时的国史，没有一部流传下来。根据现有的有关文献的记载推断，国史在形式上当具备时间、地点、人物、人物活动和这种活动的连续性的记载条件，在内容上仍是关于贵族活动的记录。“书之竹帛”是当时的书写方式。比之于官书和史诗，国史有几个明显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它记人、记事的前后连续性，这比卜辞、金文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标志着按年代先后记载形式的出现。据此可知，国史当是编年记事的史书。这是同西周末年周王朝与各诸侯国开始有了准确的纪年密切相关的。史学的产生，除了文字的出现和历史意识的发展，这也是一个必要的条件。第二个特点，国史不仅记本国之事，也记诸侯会盟和他国见告之事，所记范围比《尚书》更加开阔，反映出记事者历史视野的扩大。第三个特点，国史的记载不像《诗经·大雅》带有史诗那样的笼统和夸张，也不像卜辞、金文和《尚书》那样突出贞卜与册祝，而着重于德刑礼义这些世俗的内容。国史的这后两个特点，可以从《春秋》、《左传》、《国语》等书中有关的片断记载而窥其梗概。总起来看，国史的出现，标志着严格意义上的史书的诞生。春秋以前，学在官府。国史出于史官之手，也在官府掌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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