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夷”的称谓，正是中原文化的统治者对四周末开化居民的一种居高临下的文化姿态的体现。这一称谓表明：淮夷在夏商时代还处于蒙昧阶段，最多还处于原始氏族的部落尊长制度之下，还未达到如商朝天于及其属国所具有的高度阶级分化与社会分工的程度，直到商末，淮夷的称旧仍然保留着。周灭商之后，周王朝便让他们在江淮临海之滨的扬州地区，建立了“干国”。南此，扬州才真正进入了文明史册。
到了春秋时期，两周分封的干国已经被以江南为中心新兴起的吴国所攻火。吴王夫差雄心勃发，欲北人中原争霸。于是开挖邗沟以通江淮，并于蜀冈之上筑“邗城”。扬州正式建城。
然而这段历史让我们看到，作为龙虬庄后裔的扬州人，完全处于这段风云变幻历史的外缘，扬州地区的居民并没有在龙虬庄时代的文明基础上产生多么巨大的飞跃。它们的社会发展阶段可能一直处于原始的氏族部落联合阶段，犹如今天世界上的一些酋长国。虽然大家遵崇某个领袖为王，但是扬州先民们仍然满足于他们曾经的自给自足的农耕岁月。
在吴王越王统治下的邗城，开始了从蛮荒的夷狄之国向较高的礼仪之邦的文明提升，然而邗城的经济文化发展并没有达到吴越统治下的其他江南城市的水平。在记述吴越的诸多先秦文献中，除了吴越争霸中原，途经邗沟，以济淮泗的记录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关于邗城社会发展与艺术创造的记载。这并不是历史的苛刻，而是由邗城在当时历史上的地位所决定的。邗城只不过是吴越争霸中原时的屯兵小城，是一处物资与兵备的中转站。它作为前哨阵地与南北用兵的缓冲地带的位置决定了这个地域的文艺发展不会受到统治集团的高度重视。直到楚灭吴，置广陵郡，它的地位才有所改变。
这样的历史可以解释我们迄今所挖掘出来的吴越春秋时代的出土器皿，何以仍然朴素稚拙，何以没有同时代吴国和楚国艺术那样的辉煌夺目，没有能够体现出上古楚国先民们那样既有浪漫迷狂气质又有精巧雅致品质的艺术品。春秋战国时代的扬州艺术，仍然是一种朴素的自给自足的原初器物的艺术追求。
首先，春秋战国时期扬州出土的艺术品，材料上较为低劣，多以陶制器具为主。如体型较大的陶罐、陶豆、陶鼎、陶盒。在春秋战国时代，许多生活日用器具已经被青铜材料器具所取代，而扬州地区出土的却仍然是以陶器为主。
其次，这些陶制器物的表面纹饰和附属浮雕装饰构件很少，几乎没有表面制作打磨或上釉的工艺，只是以满足器物的基本生活礼仪要求为主的制作，从而显示出朴素敦实的原初陶器面貌。既使出土的少量青铜器皿，也同样具有如同陶器那样的质朴特征，很难把它们与那些作日常饮食起居生活之用的罐、盆之类的生活用陶相区别开来。如出土于扬州地区的双耳蹄足铜鼎，
它的形制与陶鼎没有多大差别，双耳形状也只是满足手提功能。鼎器的表面没有任何纹饰，在器物的足、耳、口沿四周，也没有添加什么云雷状、夔龙状、虎、象、鹿、饕餮之类的装饰构件或底座。蟠螭纹铜岙的壶嘴略有变化，但这种变化很微小，其基本形制与样式仍然如双耳蹄足铜鼎一样，显示出这种器物以生活用具为主的朴素无华的审美格调。而这种朴素的造型与审美情趣，与龙虬庄出干的五六干年以前的原始陶罐、陶豆、陶钵、陶壶的审美追求倒是相一致的。
其三，礼仪用具的稀缺。礼仪用具主要用于通天地、敬鬼神、祭先诅，同时也有明尊卑、定等级之功能。从扬州地区出土的这些器物来看，除了少量玉器所体现出来的礼仪功用外，绝大多数用具都没有这方面的功能。
通过与吴楚之地的出土艺术品比较，我们看到，春秋战国时代，中国艺术发展进入了一个繁荣的新时代，文化艺术逐渐由贵族专享走向平民阶层，但扬州人在工艺美术方面的艺术创造，只是比龙虬庄时期的器物制作略有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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