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春秋、战国之世,齐国尽向东面开拓,晋、赵、燕诸国齐向北面开拓,秦国向西面开拓,楚国向南面、向东西开拓,于是中原文化所被的地方就广,中原人民移徙到的边区就远,而有方三千里的‘中国’涌现”。“在禹贡里,东南方只到震泽(即今太湖),南方只到衡山,北方只到恒山,可见作者的地理知识仅限于公元前280年以前七国所达到的疆域。”(见图一)因而,九州说只有到了战国中期才有出现的可能,是具有先进的大一统理想的作者依战国诸雄分野而托古假设出来的。
此外,顾先生还另列出五点证据作为这个论点的证明:第一,“导山”章里,既有“内方”又有“外方”。内方山即今湖北钟祥章山,外方山即今河南登封嵩山,这种内、外完全是由楚国人就防地的距离远近和节节设防的需要而定出的名词。第二,《说文》所引的《禹贡》:“浮于淮、泗达于菏(今本已将‘菏’改为‘河’)。”这菏水是公元前483年吴王夫差为与晋争霸而开的人工河。第三,“扬”与“越”不但是双声,而且意义相同,扬州就是越地,只有在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后,越境才能如《禹贡》所述那样以淮水为北界。第四,春秋时和西南方民族没有什么来往,直到战国初年,蜀国才和秦国交通,到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灭蜀,蜀地开始成为秦的郡县,秦民大量移居,那里的实际情况才为外面所知。第五,《禹贡》的梁州贡物有铁和镂,镂即“刚”。“中国之由铜器时代进于铁器时代,始于春秋而盛于战国,这是确定不移的事实。”从这些论点看,顾先生对《禹贡》“九州”背景的分析是从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中游的单元论为出发点的,即灿烂的夏、商、周三代文明在黄河中游地区发生、发展起来,而随着中原人民向四周迁徙,文明之光才辐射于四夷,因此,到战国时代才有可能出现九州那样范围的天下。顾先生对传统史学进行了很有影响的批判,但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上却终未突破传统的观念。原因当然有多种,重要的方面在于20世纪50年代时,考古学尚未取得足够的资料去打破中国文明起源于中原单元论的传统。时至今日,考古学的丰硕成果已为中华史前文化发展道路、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打下了全新的坚实的基础。70年代以来的研究已向传统的史学观点提出有力的挑战①,足以使先秦史的研究改观,并为先秦古籍的整理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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