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满族入关建立清朝，到政权解体而同化于汉族，在这两百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他们在好些方面都呈现出朝着衰退与不利的方向演变。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满人人关取得政权后不久，他们就发生了生计问题，虽然想尽办法，仍然无可挽救。接着我们又看到满人创业时在沙场上的那种勇敢精神，入关后不久即渐衰退，而流于文弱，视披甲为畏途，其武功渐须倚重绿营。另外，我们还看到，满人逐渐不能说满语，代之以汉语，这一趋势也无法阻止。这些一致性的现象很像一个人罹患了不治之症时所显现的“症候群”。满人人关后所呈现的这些并行（都朝衰退恶化的方向）演变的现象乃是历史发展中的、共同相关的整体性的变迁；这种整体性的变迁也就是历史结构自主性运作的体现：他们不愿汉化，却又不能避免汉化。
满人的兴起及其入关夺取中国政权，满洲“民族”是一股基本动力。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鼓动民族情绪；多尔衮接到吴三桂的信后紧急向东北征召十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的人从军人关夺取政权：都表现出了“民族”是基本动力的这一特性。入关后，他们把民族转化成为一个“武力”集团，而以此“武力”来保护“政权”，又以“政权”来保护“民族”。因此，乃形成“民族”、“武力”、“政权”三者互相依存并整体运作的一个结构体系（参看图六）。这是满族在关内的生机所在。这种情形可由满人“上则服官，下则披甲”看出。在这结构体系中，“民族”这一变项不仅仍是一个基本动力，而且也是一个强势变项。所谓强势变项，即其朝汉化方向的变迁之势（人关前已如此）遏而不止的意思。但是，这样的一个强势变项对满族的生存而言却是朝着萎缩的方向去变。这可由他们的生计、语言、变祖法用儒道等问题之不可挽救的情形上看出来。而这些又都是属于文化的范畴。文化乃是一个民族所表现出来的生存能力的总和，所以它之朝着遏而不止的萎缩的方向去变，也就是这个民族的生存力在朝着遏而不止的萎缩的方向去变（功能运作不含价值意识）。当“民族”所发生的力量萎缩n分之一时，“武力”也随之萎缩n分之一，而“政权”又随“武力”萎缩n分之一（从其总趋势上看，不计起伏）。馀类推（参看图七）。终至结构体系由萎缩而解体，其民族乃融合于汉族之中。这一结构体系由萎缩而解体的过程，其始自“民族”这个变项而延及“武力”，又延及“政权”的顺序，尚有痕迹可寻，即：满人的民族及文化认同，早在顺治时就已出现问题。然后是康熙初年，八旗满洲的武力出现问题；这时候，满清政权找到了一个功能替代品——绿营，所以仍能维持正常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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