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占卜的随机性上说，龟卜的龟纹出现的样式可谓具有“无限性”，《史记·龟策列传》云：“灼龟观兆，变化无穷，是以择贤而用占焉，可谓圣人之重事乎！”而策筮的数的结果相对来说具有“有限性”，即根据“大衍”之数的排列与组合，总是可穷尽的。龟卜是以纹样的“无限性”对应事物发展的“无限性”，而策筮则以策数的“有限性”来对应事物发展的“无限性”。
从思维技术层面来说，卜筮思维一样简单，正如现代人在无法决疑时，投掷硬币以作“神判”，无论结果如何，全归咎于命运的决定，其实是一个道理。但从其思维哲理层面做深度分析时，却又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可以将其分为“象”的系统与“数”的系统。龟卜以卜纹为基础建立起来一个丰富多彩的“象”的世界，巫师既构建了这个现实而又虚拟的“象”世界，又以这个世界为巫师寄居所，以便与神灵相沟通。巫师的思维方式多为具象思维，龟卜更多地需要感性与激情。而策筮却以“数”为基础建立起一个与神灵沟通的媒介，“数”如此之神奇，具有巫术的魅力。“数”最初不是与被计算的对象分开来的，“原逻辑思维不能清楚地把数与所数的物区别开来。……数则是被感觉到和感知到的，而不是被抽象地想象的”。“数，尽管它也有名称，但仍然与主要作为计算对象的某一类东西的具体表象或多或少密切地联系着……”①若从此原逻辑出发，“筮”与“数”起初应该是不可分离的，“数”与蓍草一样也是不可分离的。当“数”与蓍草分离之后，巫师的思维方式多为抽象思维，策筮更多地需要理性与冷静。因此，龟卜属于张扬性的，其文化形态是外向型的，而策筮属于内敛性的，其文化形态是内向型的。筮对中华民族的影响远比卜大，结果是要求“内圣外王”，而周以前的商文化却并非如此。《说卦传》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龟卜在决疑中运用的是一种简单的判断，卜辞每事一卜，吉凶分明，吉是吉，凶是凶。“是”与“否”或“吉”与“凶”，简单的二元对立，是最早形成文字的排中律，是人类思维的基本规律之一，即一个命题非真即假，非假即真，不存在中间状态，“吉”与“凶”、“是”与“否”是排中律的最早运用。筮占却并非如此，《周易》有吉凶连言的，如《革》：“元亨，利贞，悔亡”；《巽·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晋·上九》：“厉，吉，无咎，贞吝”。《周易》的贞兆术语也不象卜辞那样简单的“有”与“无”、“是”与“否”之类，而有“无咎”、“利贞”、“元亨”、“悔亡”等等可供斟酌的语言，其思维方式不再是简单的排中律。
经过对骨卜与筮占思维方式的比较，我们发现它们属于两种不同的巫术思维形态，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而忽视两者在普遍性中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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