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前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最为激烈、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有位年轻的中国学者在美国重要学术刊物上，用英文发表了关于中国科举考试对英国和西方影响的论文，使当时正与中国一道抗击法西斯和日本侵略者的世界人民，知道了中国曾对世界文明做出的这一重要贡献。这位中国学者就是当时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的邓嗣禹博士。他于1943年9月，发表在国际著名期刊《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上的《中国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一文，长达三万余字，搜集、引用了1870年以前西方人论述科举的文献70多种，围绕“西方考试制度的发展、西方记述或涉及中国科举制的资料、英国对于中国文明的推崇、英国驻华使臣论中国科举制、确认中国影响的证据”等问题旁征博引，论述详赅。邓嗣禹称：“根据上述所有同时代的证据，我们可以确凿无疑地证明：中国的科举是西方制定类似制度的蓝本。”文章发表后，长期以来在海外引起广泛的反响，被先后两次翻译成中译文本，同时还被收入到多种文集。目前该论文在西方汉学界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至今还经常被研究中国科举制度的国内外许多颇有影响的专家所引用。
因为在此之前，科举考试与现代西方文官考试制度是否具有联系，西方文官考试是否曾借鉴或受到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这一直是科举学研究的一桩悬案。但基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研究、考证工作的难度，学术界一直未能提供有力的证据。
早在40年代，具有代表燕京大学“高度”之称的顾颉刚先生，在《中国考试制度史》一书的序言中就指出，科举考试制度为中国古代制度文明的重大发明，在促进考试公平、区域均衡、体现民意和限制方面具有积极贡献，堪称“吾国政制中之最可称颂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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