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文化研究（第15辑）》：
那么，关乎这些方面的观念，“既日仁矣、曰义矣、日智矣、日信矣，总而言之，又皆礼矣”；还有，“若是则仁义智信，果礼之别名也”。这就是李觏的相关结论之二。
再有，按照李觏的思路，“节其和者命之曰乐，行其怠者命之曰政，威其不从者命之曰刑，温厚而广爱者命之曰仁，断决而从宜者命之曰义，疏达而能谋者命之日智，固守而不变者命之日信”，那么，“徇是而言，则七者似皆礼之别名也”。问题就在于“何以乐刑政则谓之支而强其名”和“仁义智信则止谓之别名”，也就是礼之名与礼之物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是在礼的范畴内名与物的关系问题。
李觏意识到，乐、刑、政三者是以具体的名物制度为载体而表现出来的，而仁、义、智、信虽然不具有名物制度这些载体，但却是以乐、刑、政的具体实施而实现或者体现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李觏论证说：
乐刑政各有其物，与礼本分局。而治十二管、五声、八音、干戚、羽旄，乐之物也；号令、官府、军旅、食货，政之物也；铁钺、刀锯、太辟、宫、刖、墨、劓、制、鞭、扑、流、赎，刑之物也；是三者之物与饮食、衣服、宫室、器皿、夫妇、父子、长幼、君臣、上下、师友、宾客、死丧、祭祀之目少异，故得谓之支而强其名也。
夫仁义智信岂有其物哉？总乎礼乐刑政而命之，则是仁义智信矣，故止谓之别名也。有仁义智信然后有法制，法制者，礼乐刑政也。有法制然后有其物，无其物则不得以见法制，无法制则不得以见仁义智信。备其物，正其法，而后仁义智信炳然而章矣。
（四）仁义智信与人性
我们知道，孟子有“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的说法，在李觏的礼论中，因为强调礼的地位和作用，“仁义智信”与人心、人性的关系也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所以其设问曰：“仁义智信，疑若根诸性者也。以吾于之言必学礼而后能乎？”李觏在回答中，延续亍孔子所谓“生而知之”与“学而知之”的品类上的区分，在圣人与贤人在“礼”与“仁、义、智、信的获得和表现上展开了具体的论述，重点还在于强调“为礼”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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