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看法哪个更接近史学发展的真相呢？由于王劭史学著述的佚失，由于双方立论的偏差，长期以来前一种看法主导了人们对于王劭史学的基本认识。
刘知幾在《史通》当中对王劭史学的评价多是积极的和肯定的。王劭最重要的两部史著就是《齐志》和《隋书》，刘知幾盛赞它们收录文章入史的做法，在和其他史书作过比较之后说：“唯王劭撰《齐》、《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诣实，理多可信，至于悠悠饰词，皆不之取。此实得去邪从正之理，捐华摭实之义也。”②同时，刘知幾又从“载言”的角度批评了魏徵《隋书》对王劭的评价，说：“如《隋书》王劭、袁充两传，唯录其诡辞妄说，遂盈一篇。寻又申以诋诃，尤其谄惑”，指出《隋书》列传的写法更是不可取，“《隋史》讥王君懋撰齐、隋二史叙录繁碎。至如刘臻还宅，访子方知；王劭思书，为奴所侮。此而毕载，为失更多。可谓尤而效之，罪之甚焉者矣”，强调“夫载言示后者，贵于辞理可观。既以无益而书，岂若遗而不载”③。
刘知幾论及北齐国史时，有这样一段话：“逮于齐灭，隋秘书监王劭、内史令李德林并少仕邺中，多识故事。王乃凭述起居注，广以异闻，造编年书，号日《齐志》，十有六卷。李在齐预修国史，创纪传书二十七卷。自开皇初，奉诏续撰，增多齐史三十八篇，以上送官，藏之秘府。皇家贞观初，敕其子中书舍人百药仍其旧录，杂采它书，演为五十卷。今之言齐史者，惟王、李二家云。”①由此可知，北齐国史，有王劭编年体和李德林、李百药纪传体两种编纂模式。但为什么最终李百药《北齐书》“胜出”了呢？分析原因，第一，王劭死得早，又没有继承人，赶不上唐朝初年深刻反思历史、重修西晋以来诸史的机会。第二，即使赶上了，王劭编年体《齐志》在体裁上也不符合时代对于“正史”的要求，唐初重修的八史，无一不是纪传体。所以，王劭《齐志》便逐渐走上了散佚之路。幸有刘知幾在《史通》当中的评价，我们才有了重新认识《齐志》编纂特色和王劭史学价值的重要凭借。
事实上，《隋书》本传对王劭的评判，本质上是唐初史家对近代人物的一种道德判断，不涉及其史学成就的考量。而作为史学评论家刘知幾的认识则非常值得重视和思考，他与王劭生活的时代相去不远，能看到王劭的原书，更重要的是他对王劭的评价建立在对历代史学发展总体而深入把握的基础之上，有充分的史学依据。刘知矮的评价方式为我们如何看待王劭这类少有史著流传至今的史家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同时，通过几方面极其有限的材料的对比研究和分析，也印证了《史通》有关论断的准确性，从而凸显出刘知幾在史学评论方面的精辟认识。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