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济伦理认为“养民”只是政府或政治家先应实现的施政原则，而非为一个文明和社会发展的最高理想或终极目标。儒家先哲认为，一个健全美好的社会，除了普通的人民有充裕的衣食，还应有善良之品性与和谐的社会交往关系。对于孙中山来说，民生主义关系到文明的发达、经济组织的改良和道德的进步，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原动力。民生主义能够实行，社会问题才可以解决，“人类才可以享很大的幸福”。①由此出发，政治革命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民族主义，是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制；民权主义，是不愿君主一人专制；民生主义，是不愿少数富人专制。孙中山说：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不是其本意，只有“达到了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②
所以，早在同盟会成立之初，孙中山就提出：“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③据说，在当时东京赤阪区桧町内田良平宅中开会讨论这一纲领时，有人对“平均地权”并不十分理解，孙中山进行解释的依据就是要谋人民全体之福利，解决社会问题，“则平均地权之方法，乃实行之第一步”。④尽管如此，孙中山的这一思想仍被大多数革命党人视为空洞理想。辛亥革命之后，党内即有人起而反对民生主义，理由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在欧美文明国家中尚不能行，而况于中国乎？且眼前的中国急需发展民族经济，在资金、管理、技术等方面岂能不依赖外国资本和私人资金。孙中山进而解释道：民生主义非反对资本，而是反对资本家，即“反对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耳”。至于那些主张中国必须经过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在孙中山看来就如共和之先必经君主立宪之一级，“是不待辨而自明者也”。⑤
与之相应作为一种道德理想，孙中山又进一步明确指出，民生主义的目的在于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即仅局限于经济层面，而且也包括所有国家事务，即一切社会生活，都可以共，这也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这是因为孙中山相信，富强与文明并不能划等号。他说：同时代的很多改革志士改造中国的理想，不过想将中国发展成一个极强大的国家，以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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