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销70年、再版41次，永不过时的经济学经典。《一课经济学》自1946年首次出版以来，被译成8种语言，在全球销售百万册。其中所探讨的公共建设工程、*低工资、进出口、房租管制、价格体系等经济观点至今仍有一定的启发性。
备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弗里德曼等大师赞誉。弗里德曼称之为“经典”，哈耶克认为“没有一本书能像《一课经济学》这样，让不了解经济学的读者能在短时间内掌握如此多的经济学原理”。
罗辑思维重点推荐的经济学入门读物。罗辑思维曾长文推荐过，2016年定制版的《一课经济学》销量达到10万册。
被誉为“每个国会议员的必读书”“每个美国人的必读书”。
26堂课，掌握经济思维，看透世间真相。《一课经济学》就不同话题分成26个章节，每章短小精悍，论证有力，让不了解经济学思维的读者能毫不费力地弄明白其中的逻辑。
这个时代，信息繁杂、众说纷纭，要做个洞悉规律和趋势的明白人，掌握经济学思维是必不可少的一课。
美国经济专栏作家亨利·黑兹利特早在20世纪就发现，经济学中充斥着影响人们决策的谬误，我们必须学会识别才能不被误导。整个经济学可以简化为一堂课，即关注整体而非个人或局部的利益。
《一课经济学》是一堂由浅入深的入门课，涉及现实社会的诸多问题，包括公共建设工程、政府信贷、就业与失业、*低工资、房租管制、储蓄和通货膨胀。作者认为，那些看似有道理的理论和学说，比如：多难兴邦，机器抢走了就业，提高关税能保护民族产业，制定*低工资标准能保护穷人，政府应该管制房租……其实都是片面而浅显的认知。这堂课告诉我们两种思维方式：
1.人们要避免天生短视的倾向，要关注某个经济行为的长远而非即时效应；
2.判断一个经济计划是否可行，要考略其对所有而非特殊群体的影响。
《一课经济学》呈现了不同经济学家对于政策、制度、法律、道德和人性的不同思考逻辑。经济学很复杂，但经济学思维是人人都可以习得的能力。拥有思考和鉴别的智慧，我们才能纠正思维的认知偏差，看清世间真相。
让我们效仿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从一面被砸碎的橱窗的简单例子说起。
话说一个顽童抡起砖头，砸碎了面包店的橱窗。当店主怒气冲冲追出来时，小捣蛋早已逃之夭夭。一群人围了上来，开始幸灾乐祸地盯着橱窗的破洞以及散落在面包和馅饼上的玻璃碎片。不一会儿，人们觉得应该进行理性思考。其中有几位几乎必定会提醒彼此或者面包师：这桩倒霉事也还是有好的一面。玻璃工又有生意了。他们越琢磨越来劲。一面新的玻璃橱窗需要多少钱？250美元？这笔钱可不算少。不过，要是玻璃永远都不破，那么做玻璃生意的人吃什么？接着，事情自然就没完没了。玻璃工多挣了250美元，会去别的商家那里消费，这些商家因此会多收入250美元，又会向更多的商家买东西，如此一直循环下去。一面破橱窗能够在不断扩大的范围内提供收入和就业机会。要是照这个逻辑推下去，围观人群得出的结论便是：扔砖头的那个小捣蛋，不仅不是社会的祸害，反而是造福大众的善人。
现在我们换个角度看看。至少围观者做出的第一个结论没错，这个小小的破坏行为，的确会给玻璃工带来生意。玻璃工对于这起事件的惋惜之情和殡葬承办人面对他人的死亡一样。但是，面包店主损失掉的250美元，原本是打算拿去做一套西装的。因为他要换橱窗，出门就穿不成新西装了（或者少了同等价钱的其他日用品或奢侈品）。他原来有一面橱窗和250美元，现在只剩下一面橱窗了。或者说，在准备去做西装的那个下午，他本来可以同时拥有橱窗和西装，而结果只能面对有橱窗没西装的现实。如果我们把他当作社区的一部分，那么这个社区就损失了一套原本会有的新西装，于是变得比以前更穷了。
简单来说，玻璃工的这桩生意，不过是裁缝师失去的生意。整个过程并没有新增“就业机会”。那些围观的人只想到了交易双方——面包师和玻璃工——的情况，却忽略了可能涉及的第三方——裁缝师，因为他再也不会出现在那里了。人们过两天就会看到崭新的橱窗，但绝不会看到那套西装，因为它永远不会被做出来。人们总是只看到眼前所见的东西。
我们已经讲完粗浅的“破窗谬论”。有人会说，只要稍微动动脑筋，谁都不会犯这样的错误。然而，穿着各种伪装的破窗谬论，在经济学历史上却是最挥之不去的，而且现在的谬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泛滥。如今，每天都有许多人在一本正经地重复着这种谬论：工业巨头、商会、工会领袖、社论主笔、报纸专栏作家、广播电台与电视台的评论员、技巧高深的统计专家，还有一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们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宣扬破坏行为所带来的好处。
有些人不屑于谈论小小的破坏行为带来的蝇头小利，却醉心于“巨大的破坏行为能让人们受益无穷”的理论。他们声称战争对经济是如何有利，非和平时期所能及。他们看到的是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实现的“生产奇迹”。他们认为，战争时期庞大的需求“累积”或“滞塞”，会给战后的世界带来繁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欧洲，他们兴致勃勃地清点出那些被战火夷为平地、必需重建的房子和城市。在美国，他们清点出战争期间无力兴建的房屋、短缺的尼龙袜、报废的汽车和轮胎、过时的收音机和电冰箱。他们汇总出来的这些事物，数额大到令人震惊。
这只不过是我们所熟悉的老朋友——破窗谬论换了一件马甲变得极度臃肿而已。不过这一次，它有一大批相关的谬误支撑。它把需要（need）和需求（demand）混为一谈。战火摧毁的东西越多，世界就会变得越贫困，战后需要的东西也就越多，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需要并不等于需求。有效的经济需求，光有需要还不够，还必须要有相应的购买力才行。当今印度的实际需要远高于美国，但是其购买力以及由此创造出的商机却远低于美国。
不过，就算绕过了这一个谬误，还有可能陷入另一个谬误，即破窗谬论者紧抓不放的谬论。他们只从金钱的角度去思考“购买力”。其实，只要让印钞机开足马力，就不愁没有钞票。事实上，在写作本书时，印钞是当今世上规模最大的产业——如果以金钱来衡量作为产品的钞票的话。但是印制的钞票数量越多，单位货币的价值就越少。货币贬值的程度可以用物价上涨幅度来衡量。可是，人们用金钱来衡量自己财富和收入的习惯已根深蒂固，所以只要手头多了几张钞票，便以为自己过得更好，尽管拿这些钱能买到的东西和实际拥有的东西都比以前少。人们所认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经济成果”，其实大多是战时通货膨胀造成的幻象。在和平年代，同等规模的通货膨胀也能带来这样的结果，并且的确曾产生过这样的结果。后面我们还会回过头来谈这种货币幻觉。
“需求堵塞”谬论只讲出了一半的真相，这点跟破窗谬论一样。被砸破的橱窗的确会给玻璃工带来生意，战争造成的破坏也的确会给某些产品的制造商带来大量商机。房子和城市毁于战火，这为建筑业赢得了更多业务，而战争期间没办法生产的汽车、收音机和电冰箱，确实给这些特殊的产品带来了累积性的战后需求。
这一半的真相在大部分人看来，就像是总需求增加了。部分原因是单位货币的购买力降低，但更主要的原因是，需求从其他地方转向了这些特殊的产品。欧洲人盖出了数量空前的新房子，因为他们必须这么做。可是，在他们大兴土木的同时，可用于生产其他产品的人力和生产能力就会随之减少。人们买了房子之后，对于其他产品的购买能力也会随之下降。人总是顾得了一头，就顾不了另一头。（当然，欲望和紧迫感也会激发更多的生产活力。）
简单地说，战争改变了人们战后的努力方向，战争打破了各行各业原有的平衡，改变了工业结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各国都出现了高速甚至奇迹般的经济增长，那些惨遭战火蹂躏的国家是这样，那些未受劫掠的国家也是如此。遭受破坏最为严重的德国，其经济增长速度比破坏不那么严重的法国等国更快。一方面是因为西德实行了更为稳健的经济政策，另一方面是因为想尽快回到正常住房和其他生活条件的念头使人们工作更加努力。但这些并不表示财物毁损对失去财物的人有利。没有人会因为重建需求能激发斗志而刻意烧毁自家的房屋。
战争结束后，人们通常会在一段时间内迸发出旺盛的精力。托马斯·麦考利（Thomas Macaulay）在《英格兰史》（History of England）的第3章中开门见山地写道：
一般的不幸或错误的政府治理可能将一个国家置于悲惨的境地，但与之相比，对于客观世界认知的持续进步、人们改善自我的恒久努力，却能在更大程度上促进国家的繁荣。我们经常发现，虽然肆意挥霍、课征重税、荒谬的商业管制、司法腐化、灾难性战争、叛乱、迫害、火灾和洪水在摧毁财富，但人民努力创造财富的速度更快。
没有人愿意让自己的财物毁于一旦，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年代。对个人来说是伤害、是灾难的东西，对由个人组成的国家来说，也一定是伤害和灾难。
经济学推理中最常见的许多谬论，源于人们倾向于将“国家”当成抽象的集合名词去思考，而忘记或忽视了组成它并赋予它意义的个人。这种倾向在今天尤为明显。如果一开始就从财产被毁的个人这一角度去思考，那就不会有人认为战争造成的破坏对经济有利。
那些认为战争造成的破坏能增加总体“需求”的人未意识到需求和供给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其实是从不同角度观察到的同一样东西。供给会创造需求，因为归根结底供给就是需求。人们把自己生产的东西供应给他人，其实是为了换得自己想要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所供应的小麦构成了他们对汽车或其他商品的需求。所有这些都是现代劳动力分工和交换经济（exchange economy）的固有属性。
这个基本事实对于大部分人（包括一些被誉为杰出经济学家的人）来说不甚明了。他们被工资支付等复杂的机制，以及几乎所有的现代交易都以金钱为媒介间接进行的形式所蒙蔽。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等一批古典经济学家，虽然有时未能详尽阐明货币使用造成的复杂后果，至少他们透过“金钱的面纱”看到了现实的根本。就这一点来说，他们比当今那些批评他们的人更胜一筹。那些批评者非但没能从中得到启示，反而被金钱搞糊涂了。单纯的通货膨胀——也就是发行更多的货币，造成工资和物价上扬——看似创造了更多需求，但从实际物品的产量和交易量来看并非如此。
显然，生产力被摧毁多少，实际购买力就会被摧毁多少。在这一点上，对于通货膨胀造成的物价上涨或以货币计算的国民收入增加等效应，我们不应该因此被欺骗或迷惑。
人们有时说，德国人或日本人比美国人拥有更多的“战后优势”，因为他们的老旧工厂在战时被完全摧毁，从而更换为最现代化的厂房和设备，生产效率得以提高，成本得以降低，非美国那些老旧、过时的厂房与设备可比。如果真是这样，那美国人完全可以立即拆除老旧设施，从而一举消除日本和德国的领先优势。实际上，所有国家的所有制造商，都可以每年对厂房和设备弃旧换新。
道理很简单，厂房、设备都有最适当的置换率，也就是最佳的更新年限。只有在制造商的厂房、设备因为老化、过时，净值接近于零或负数，到了不得不找人拆除或者订购新设备之际，炸弹刚好在这一刻落下，帮忙摧毁了现有厂房和设施，结果才真的对该制造商有利。
确实，如果厂房、设备以前的折旧和过时程度没有充分反映在会计账簿上，财务的净损失就不会有账面损失那么严重。新厂房、新设备的出现，也的确会加快老旧设施的淘汰速度。如果那些拥有老旧厂房和设备的制造商想继续使用已经超过了利润最大化的正常期限的过时装备（假定他们有预算来添置新厂房和新设备），那么厂房、设备此时被摧毁，将带来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或者更确切地说，可以降低他们的比较损失（comparative loss）。
简言之，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厂房毁于战火绝没有什么好处，除非那些厂房因为折旧和过时已变得毫无价值或价值为负数。
此外，在上述讨论中，我们还忽略了一个核心考量。个人（或社会主义政府）要想实现厂房和设备的更新换代，必须拥有或者能够获得积蓄或资本积累。然而，战争会摧毁累积下来的资本。
战争的确会有一些补偿性因素。比方说，战争期间的技术发现和进步，可以在某个局部提高个人或国家的生产力，也可能由此带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战后需求的形态绝对不会和战前完全相同。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形而忽视最基本的真理：大肆破坏具有价值的任何东西都会造成净损失、不幸或灾难。个别特殊情况下或许有这样那样的补偿性利益，但从总体上看，这种破坏绝不是恩赐或福音。
新版序／VII
第一版序／IX
第一部分 主旨／1
第1章 关于这堂课／3
第二部分 课程的应用／9
第2章 破窗谬论／11
第3章 战祸之福／13
第4章 公共建设工程与税收／20
第5章 税负抑制生产／28
第6章 政府信贷扭曲生产／31
第7章 诅咒机器／41
第8章 分散工作机会的企图／56
第9章 遣散军队和裁减公务员／62
第10章 盲目崇拜充分就业／66
第11章 关税“保护”了哪些人？／69
第12章 积极出口／81
第13章 “平准”价格／87
第14章 拯救X产业／96
第15章 价格体系如何运作？／102
第16章 “稳定”价格／109
第17章 政府管制价格／118
第18章 房租管制的后果／129
第19章 最低工资法／137
第20章 工会真的有办法帮助劳工提高工资吗？／144
第21章 “有足够的钱买回商品”／158
第22章 利润的功能／166
第23章 通货膨胀的幻景／171
第24章 抨击储蓄／187
第25章 课后回顾／202
第三部分 30年后的这一课／213
第26章 30年后的这一课／215
后记与参考书目／227
注 释／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