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学者祝勇以辛亥年一年为横断面，从辛亥年的春节开始，一路写到这一年的除夕，讲述了这三百多个日夜里所纠集的转折、浮沉、悲喜、恩怨、可能和不可能。作为中国历史上*具转折性的一年，辛亥年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纪年，在它的内部，包含了晚清数十年的光阴，其线索庞杂，矛盾纷繁，有着超大的历史容量。
全书收录百余张珍贵历史照片，请跟随祝勇回到一百多年前那个风云变幻的辛亥，重新体会那个“需要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里个人、国家、民族关乎一生一世，存亡兴替的抉择。
对于辛亥年的许多普通百姓来说，新时代的开始，是从打量孙中山的照片开始的。那一年，这张照片在南方的报纸上反复出现；那一年，孙中山几乎成了中国人最熟悉的面孔。
那位白发老人就是攥着印有孙中山照片的报纸找到临时总统府的。孙中山正在总统办公室里埋头批阅文件，卫队长郭汉章走到他的面前，立正报告说：“有一个八十多岁的盐商，特意从扬州赶来，说是要一睹大总统的容貌。我们说大总统很忙，没时间见他，可是他不愿意离开。”
孙中山笑着说：“扬州盐商名闻天下，我倒是很想见见这位老先生，快请他进来。”
当老者在郭汉章搀扶下从前门走进总统府的时候，他看见一个人站在走廊里等他，他看清了那个人的面容，与报纸上的照片一模一样。老者连忙下跪，欲行三跪九叩之礼，孙中山上前，把他搀起来，说：“三跪九叩是旧礼陋俗，如今民国建立，人人都是平等的。”
孙中山问老者，到这里来是否有什么事情要办，老者回答：“我姓萧，是专门来看民国的大总统是什么模样。”
孙中山笑了，说：“你看，我不是和大家一样吗？民国的总统是人民的公仆，是为国民服务的。”
老者又问：“总统离职后呢？”
孙中山说：“总统离职后和百姓一样。”
老者听了，高兴地说：“我来之前，邻里都笑话我老糊涂了，说大总统怎么会见你这样一介盐商？今日我算见到民主了。回去后我一定要告诉他们。”
在这个拥有世界上最漫长的帝制历史的国度，纵然皇帝已经退位，国人依旧保留着对皇帝古老的敬畏。“对最高统治者至尊地位的仰慕，对帝国专制权威的畏惧，对宫廷私密生活的猜想以及对皇帝生老病死的调侃，所有这些敬与不敬都融合在中国特有的文化氛围里，经过数千年的浸染，如同一种生命的基因，构成了中国人肉体和精神生活必需的组成部分。”由于革命形势来势凶猛，这些被调教了两千多年的子民——包括一部分所谓的社会精英，都没有来得及做好精神准备，身上的奴性还如影随形，这就是民国初年，医生鲁迅把手术刀对准国民性的原因。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南京民众“通常谈到孙文博士是新皇帝。他们不了解总统这个专门名词，认为它不过是更高头衔的一种委婉的说法”。各地发给孙中山的贺电，有称“总统陛下”的，也有写“恭请圣安”的。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大总统都愿意离职后和百姓一样。为了限制行将接替孙中山职位的袁世凯的权力，参议院决定修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武昌起义之后，由各省代表团（1912年1月28日改为临时参议院）制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有总统制与内阁制之争。由于孙中山在革命党拥有独一无二的声望，这个新政权最终采用了总统制。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之后，参议院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进行修改，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以减少和制约总统的权力。时人说：“约法用总统制，孙中山当时可适用；袁世凯的专制行为，则非责任内阁不可，而且非组织国民党的责任内阁不可。”
这种因人而异的制度设计，表明了西方民主制度刚在中国着陆时的水土不服。学者李鸿谷说：“西方制度的本土化，尚且需要时日，何况这套本是基于不信任且因人而设的制度。制度崇拜的失败，此为一例。”当袁世凯如愿以偿当上大总统，《临时约法》的制度设计，必使他感到处处掣肘，踢开这个绊脚石，对袁世凯来说势在必行。也正是这个原因，1913年3月20日夜里上海北站一声枪响，以国会第一大党领袖身份组阁的宋教仁命丧黄泉。孙中山在1917年7月至1918年5月领导的“护法运动”，所护之法，就是在北洋军阀手中早已沦为废纸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1912年2月15日，是辛亥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翻天覆地的辛亥年，就要走到尽头。这一天下午二时，孙中山在南京总统府参加了庆祝南北统一共和成立礼。孙中山在演说中说：“清帝退位，南北统一，袁公慰廷为民国之友，盖于民国成立事业功绩极大。今日参议院选举总统，若袁公当选，余深信必能巩固民国。”在许多参议员心里，袁世凯对革命成功所做的贡献，并不在孙中山之下。一小时后，袁世凯被参议院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两天后，孙中山离开生活了九十二天的南京总统府，抵达上海，暂居宋耀如宅邸。自此，孙中山在有生之年再也没有回到过南京。直到他逝世后，这座古都才被附加越来越多的孙中山符号，比如建筑于紫金山南麓山坡上的中山陵，以及由下关的码头直达中山陵的大道——自下关码头到鼓楼的中山北路、自鼓楼到新街口的中山路，以及自新街口到中山陵的中山东路。这座城市以这样的方式留存了中山先生南京岁月的短暂记忆。
辛亥年的大年三十，1912年2月17日，中国不再有皇帝。只是地方一级和省一级的政权处于兴替无常的状态中，新军官、咨议局领导人、前清官员、商人、秘密会社领导人、同盟会会员及其他革命党领导人在民国初年的地方政坛上轮番出场，彼此之间，“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权力关系，这些关系很少能在长时期保持稳定”。其中，许多立宪派已经接受了共和思想，许多咨议局局长，直接成为民国的省长。张謇曾说，“君主立宪制适合于像日本那样的小国，不适合于像中国这样大而复杂的国家。”正像《剑桥中华民国史》指出的那样，“当权力机构重新改组时，权力越来越多地从革命党人手中滑掉了……有些革命党人甚至怀疑，通过选举能否获得政权，竞选是否会冲淡人们的革命信念。”
辛亥年的最后一天，北京的天安门对外开放，昔日天子脚下的臣民，第一次以公民的身份走上皇城的城楼，第一次从皇帝的视角，伫望这座从前的帝都，都城里的寻常巷陌、灯火楼台，无数的点与线，第一次以如此强大的视觉形象汹涌而来。“庆祝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的大字标语，已悄然悬挂在天安门上。
此时，鼓吹五族共和的报纸正沿街贩卖，电灯、自来水、洋学堂、洋布洋袜、电报电话这些新生事物，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民的生活和思维。丁文江在1912年给莫理循的信中感叹：“见到我国姑娘们用一双天足走在街上，登上有轨电车，坐在餐馆里吃饭……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深深懂得十年前——仅仅是十年前——那些可怕的清规戒律的人来说，纯属崭新的生活！”新的生活吸引着蔡元培、鲁迅、陈独秀，以及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在这座倡新摒旧的城市里悄然落脚，在“科学”与“民主”的引导下，走出书斋，走向广场。
民国北平德胜门的晓市里，多了一位变卖家产的长者。这个人慈眉善目、言语不多，对市场行情所知甚少，也不好意思讨价还价，买主给个什么价儿，就让他拿走。街坊们都认识他，他就是当年骑着战马、器宇轩昂的大清帝国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和军咨大臣载涛，只是人们已经记不清他那么长的官职名称，于是给他换了一个亲切的称呼：“七爷。”
武昌起义四十七年后的1958年，一座柱状纪念碑在刚刚扩建的广场上拔地而起。纪念碑高耸的站姿与宫殿的匍匐姿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它以石头的永恒语言对抗着木构建筑的易朽。由纪念碑下层大须弥座上的八幅汉白玉大型浮雕所连接起来的革命进程中，武昌起义的图景赫然在目。
公元2011年10月，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孙中山的巨幅画像耸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央。自1954年起，那张全球华人熟悉的面孔，都会出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正前方。这是一个不再需要朝拜的广场，不需要以建筑的空间来分割人的尊卑，每个在节日里来到广场的人，都保持着纪念碑一样的挺拔的站姿。他们像老朋友一样与孙中山对望，而孙中山的眼神里，也与当年那位萧姓老人看到的一样，饱含希望与梦想。
新版序
自序
第一章 末世
第二章 冬眠
第三章 春雪
第四章 标靶
第五章 车站
第六章 风向
第七章 船票
第八章 血海
第九章 背影
第十章 广场
注释
祝勇已经着魔一般陷入了昨天的文化里。这样的人不多。因为一部分文人将其视做历史的残余，全然不屑一顾；一部分文人仅仅把它作为一种写作的素材，写一写而已。祝勇却将它作为一片不能割舍的精神天地；历史的尊严、民间的生命、民族的个性、美的基因和情感的印迹全都深在其中。特别是当农耕社会不可抗拒地走向消亡，祝勇反而来得更加急切和深切。他像面对着垂垂老矣、日渐衰弱的老母，感受着一种生命的相牵。我明白，这一切都来自一种文化的情怀！
——冯骥才（作家）
故宫历史浓厚、人文荟萃，器具精美，是真正的“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祝勇整日与苏黄米蔡为伍，与沈文唐仇为伴，他对中国文化的认知，有了一个妥帖的释放点，也为他未来寻得了一个可靠的基础。但说到底，还是他的心静。他说，他在故宫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他读的书，大多是繁体竖排没标点的。在这争名逐利的世上，他能不为利益所动，沉潜在中国文化的魅力里，致力于读书做学问，颇有《楚辞》里“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气势，在浮躁的今日，更显出一种风度。
——俞晓群（出版人）
……祝勇则是深省静穆，像江南深深的小巷，像巷尾微澜的古井，自是一派闲静。祝勇的为人为文多是冷冷的不动声色，但很干净——气味很干净，心灵很干净，其中蕴有足够的真诚和内在的激情，有一种特殊的诚恳在里面，是那种我喜欢的有真正感情的人，当然带着坦然的目光（指目光中没有任何企图），带着一种北方男人的力量……
——冷冰川（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