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身工》写作的“协力者”
即使今天读去，夏衍的《包身工》仍然是一篇有丰富材料，有现代观念，同时笔带深情，有艺术感染力的优秀作品。在特殊条件下，这样一篇反映失去人身自由的女工非人生活的报告文学，得来自然也相当不易。
虽然《包身工》的开始写作是在1935年，可作者初步了解“包身工”的情况，却是在更早的。1929年左右。当时夏衍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住在上海沪东一带。这里是工人区，几位也在做工运的同志便常在他这里落脚：将自己的长衫或西服脱下，换上工人装束到工厂去。从这些同志口中，他开始知道了有“包身工”的特别现象。后来，夏衍从一位在工人夜校任教员的冯姓女子那里，了解到许多关于包身工的事情，这就使夏衍萦绕于心了。
1932年，导演沈西苓想写一个以上海女工为题材的电影剧本，夏衍就将自己了解的包身工情况告诉了他。依据夏衍的介绍，沈西苓写出一个剧本《女性的呐喊》，经夏衍修改补充完成，于当年投入拍摄并上映。应该说，这是第一部现代文艺描写包身工生活的作品。当然，由于种种原因，这部电影拍摄得并不很成功，产生的反响也不大。可是，为了写作剧本，夏衍又搜集了不少有关包身工的材料，对这些包身工的悲惨遭遇感到了“灵魂的震动”。经过这次调查和与夏衍在日本留学时见到的情况比照，他更感到愤怒，更加觉得应将这“人间地狱”的情形揭发出来。可当时工作十分繁忙，无法进一步调查和从容写出，这个题材便搁了下来。
1935年时，上海共产党组织又一次遭到破坏，夏衍被迫在一家小公寓里隐蔽了半年多。在这段时间，他再一次开始了有关包身工材料的搜集。经过那位在工人夜校任教员的冯姓女子帮助，夏衍认识了一位在日本内外棉纱厂做工的青年团员杏弟。和杏弟谈过几次后，夏衍觉得，要了解包身工的真实生活，单凭材料肯定不够，必须具体进行实地观察。
最初，夏衍找到一位在日本纱厂当职员的中学同学帮忙，到包身工工作的车间去考察过几次，对她们的劳动条件有了一些直观感受。可是，要想知道“带工头”对包身工是如何管理的，包身工生活状况如何，就非得到她们住宿的工房去调查。这时，就需要杏弟这样的女性帮忙了。
杏弟最先带夏衍去的是福临路东洋纱厂工房。他们当时并没有相互约好彼此关系的介绍。可是进了杏弟熟识的那家带工头的后门，杏弟便指着自己带去的妹妹对老板娘讲：这是我的同乡，在工厂做活。随后又指着夏衍介绍：这是她的“爷叔”（即叔叔），在水电公司办事的。杏弟坦然地介绍，倒叫夏衍有些反应不上来。看着夏衍没接话，杏弟又说，这同乡独自租房子不方便，她爷叔的意思是在这一带找一个“搭饭”的地点。这样一来，夏衍便可以“爷叔”的名义，到工房里去观察一番。
可是，这样一般地看看，似乎还不够。要了解她们的生活情况，还必须在早晨和晚上，在包身工们上班下班时才看得到。于是，在杏弟的帮助下，夏衍决定，在这个时段去仔细观察。但是，这在当时也并不容易。夏衍住在麦特赫斯德路（今泰兴路），离工房所在的杨树浦有十多里的距离。为在早上五点钟之前赶到那里，就得半夜三点起身，步行过去，才刚好能看见包身工上班的情形。这样的观察不是一天两天，而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从四月到六月，夏衍整整走了两个多月，用他后来的话“做了两个多月的‘夜工’”，这才比较详细观察到了她们的许多日常生活。在作品《包身工》里，我们看到大量有关包身工被喊叫起床，因劳累而顾不得害羞，相互踩踏，在离人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会公然在男人面前换衣服”的状态；这些“包身工”，早晨是四点半以前起床，简单洗洗之后，吃一些洋铅桶装的“浆糊一般的薄粥”；她们的定食是两粥一饭，早晚吃粥，中午干饭。粥的内容“可不和一般通用的意义一样，里面是较少的籼米、锅焦、碎米，和较多的乡下人用来喂猪的豆腐的渣粕！粥菜，这是不可能的事了，有几个‘慈祥’的老板到小菜场去收集一些莴苣菜的叶瓣，用盐卤渍一浸，就是她们难得的佳肴”。这只是夏衍两个月辛苦“夜工”观察的一部分现象。
在这个过程中，杏弟是一个热心人。她为了帮助夏衍了解情况，曾经几次赶上早班，混在包身工的队伍里，向她们打探一些内部情况。可包身工由于被严密管理，不允许向外透露情况，再是看见杏弟服装与她们略微不同，就害怕得不敢说什么；有人甚至以为杏弟是“包打听”一类人，根本不说一句话。当时的调查，想进一步了解包身工的内心感受，真个十分艰难。
经过杏弟等人帮助，夏衍看到了这些“包身工”可怕的工作环境：工厂里，连“猛烈的骚音”也会消灭，“不，麻痹了你的听觉，马达的吼叫，皮带的拍击，锭子的转动，齿轮的轧轹……一切使人难受的声音，好像被压缩了的空气一般的紧装在这红砖的厂房里面，分辨不出这是什么声音，也决没有使你的听觉有分别这些音响的余裕。”
为了使得棉纱不容易扯断，车间里必需有喷雾的装置。这样，无论春夏秋冬，这些女工都必须在这样的潮湿的环境中劳作。“她们每天过着黄霉，每天接触到一种饱和着水蒸气的热气。……身上有一点被蚊虱咬开或者被机器碰伤而破皮的时候，很快地就会引起溃烂。盛夏一百一五六度的温度下面工作的情景，那就决不是‘外面人’所能想象的了。”还有“尘埃，那种使人难受的程度，更在意料之外了。”据夏衍看到和了解到的情况：“纱厂女工没有一个有健康的颜色，做十二小时的工，据调查每人平均要吸人0．15克的花絮。”
这一切，震动了夏衍。他要把这种可怕的生活状态写出来，而且不要虚构，完全“力求真实，一点也没有虚构和夸张。”文章中，夏衍不仅记述事实，还发表感慨：“美国哲人爱玛生的朋友，达维特·索洛曾在一本书上说过，美国铁路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首，那么我也这样联想，在东洋厂的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一个中国奴隶的冤魂。”“黑夜，静寂的、死一般的长夜。表面上，这儿似乎还没有自觉，还没有团结，还没有反抗——她们住在一个伟大的锻冶场里面，闪烁的火花常常在她们身边擦过，可是，在这些被强压强榨着的生物，好像连那可以引火，可以燃烧的火种也已经消散掉了。不过，黎明的到来还是没法可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骸，我也想警告这些殖民主义者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二十多年后夏衍回忆当时写作的情形时，仍然认真地说：“她们的劳动强度，她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当时的工资制度，我都尽可能地作了实事求是的调查，由此，在今天的个人同志们看来似乎是不能相信的一切，在当时却是铁一般的事实。”
《包身工》写作在最后的补充阶段，夏衍希望杏弟帮助自己搜集更多有关包身工身世际遇方面的情况。可在1936年6月，一家名为《光明》的半月刊杂志创刊，急着要稿，夏衍便将这篇文章给了这家杂志。《包身工》刊发出来后，由于真实反映了上海日本纱厂的一群“包身工”的非人生活状态，“没有光，没有热，没有希望……没有法律，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的烂熟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地服务着的十五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产生了较为强烈的反响。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