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汉学
禅与朝鲜-韩国汉诗孟昭毅朝鲜-韩国（以下简称“朝韩”）的汉诗创作是亚洲汉文学中中国域外成就最突出的文学现象。这是因为古代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关系最为密切，汉字传入也早于越南和日本。《高丽史》卷七一中就有西周初箕子在朝鲜实施“八条之教”的记载。《三国史记》卷一○《新罗本纪第一○·元圣王》都有建立“读书三品制”的记载。朝韩古代诗人也一直以创作汉诗为主要言志抒情的工具和载体。由于这种血肉联系，朝韩汉诗与中国诗歌之间不仅在内容、形式和风格上联系密切，而且在禅佛思想上产生了诸多的共鸣。
中国佛教的禅宗名义上源于印度，实际上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东汉末年来华的伊朗高僧安世高（安清）带进的禅学属于小乘，而后流传于中国的达摩禅法则属于大乘。两种禅法完全不同。以达摩顿悟为主的禅宗理论和实践进入中国诗的时间约在两晋南北朝。禅宗勃兴于唐，盛于宋，其间相继传入朝韩，并慢慢浸润了它们的诗坛，因此汉诗得以与禅结缘。正如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说：“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也在妙悟。”二者的契合点和相通之处恰恰在“悟”上。诗自渗入禅理而愈显灵性，禅自有了诗意而尤显深幽。朝韩的僧俗两类诗人同在用汉诗表达的禅的意境中觅得思想归宿。诗禅的结合令他们心驰神往、浮想联翩，成为他们表现自己文化心理结构和审美感受的最佳选择。他们常将那些江松暮雪、山村落照、渔歌晚唱、远浦归帆、石幽水寂、林泉野趣等有禅机的意象，巧妙地纳入自己用汉诗构筑的自由王国，追求一种清远幽深的意境，在享受自然风物之美的同时，含蓄委婉地传达出自己的心性所在。但是，正如东方学家季羡林先生指出的：“诗与禅，或者作诗与参禅的关系，是我国文学史、美学史、艺术史、思想史等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一些与中国文化有关的国家，比如韩国和日本等等中，这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一悟：无我、空
禅是梵文Dhyana和巴利文jhana的音译缩写，意译为“静虑”、“冥想”，英文为meditation。禅宗认为，要开发真智必先入禅，只有心绪宁静关注，才能深入思虑义理，才能有所悟，非顿悟，即妙悟。禅宗主张远避俗世，修身于自然，提倡“五戒”与“六根清净”。这种以天地自然为静，并以之为修身养性之所，以求有所悟的禅宗思想，时隐时现地贯穿于朝韩汉诗的发展进程中。禅宗所提倡的无论是达摩之顿悟，还是古人所云之妙悟，都指出参禅要悟到“无我”的境界，要悟出“空”的层次。禅宗五祖弘忍在选择衣钵传人时，就是因为神秀之偈颂不如慧能之偈颂在“无我”与“空”的问题上悟得彻底，才将慧能定为六世禅祖的。这种追求无我的境界与空的思想，在进入受汉文化影响很深的朝韩的汉诗创作以后，“其结果是将参禅与诗学在一种心理状态上联系了起来。参禅须悟禅境，学诗须悟诗境，正是在‘悟’这一点上，时人在禅与诗之间找到它们的共同之点。”
禅宗在朝鲜半岛影响很大。早在中国禅宗盛极之前，新罗僧人法朗就从中国禅宗四世祖道信（580-651）学得禅法，返归新罗。神行（又名信行、慎行，704-779）随法朗学禅法后觉不足，又赴唐投师北宗禅神秀弟子普寂（大照禅师，651-739）的门人志空的门下修习，返回新罗后弘扬北宗禅法。但是真正使禅宗在朝韩大行其道的却是南宗禅慧能之法孙道义等。道义、洪直、惠彻、玄昱、道允、无染、梵日等新罗僧人，都先后到过唐朝，向不同流派的禅师学法，归国后成为朝韩各派禅法的大师。因此，朝韩《东诗话》云：“吾东自新罗至高丽，禅释盛行，儒教则仅存其名而已。”在这种氛围中，禅理入诗尤显三昧之境，诗中有禅则更多解脱之趣。
高丽前期诗人崔冲（985-1068）擅长汉诗，不少作品立意新颖。《补闲集》云：侍中上柱国崔公，功名富贵之极，雅尚出尘，诗语清婉。忽一夕，风清月朗，松篁自籁，不觉吟一绝云：
满庭月色无烟烛，入座山光不速宾。
更有松弦弹谱外，只堪珍重未传人。
这首《绝句》诗借月夜景物抒发胸臆，自然流露出空寂的禅佛之趣。全诗以象外之象、意外之意描绘出一个静极的空灵意境，只有内心与外物合一，才能体味到月色、山光、松弦那种“无烟烛”、“不速宾”、“未传人”等空寂的禅旨，已入禅家“即空即有，非空非有”之境。
高丽中期诗人李奎报（1169-1241），号白云居士，崇尚苏轼（号东坡居士），通晓中国经史、诸子和佛、老典籍，长于汉诗文写作，流传至今的汉诗有2000余首，有《东国李相国集》53卷问世。其中《咏井中月》一诗最具禅味：
山僧贪月色，并汲一瓶中。
到寺方应觉，瓶倾月亦空。
诗中写有山僧去汲井水，水和月满瓶中而归，入寺瓶空无所见，方知色是空。此诗如偈颂，点出佛心禅修，佛境禅理。诗中以月喻微妙的禅义，山僧渴求，并汲于瓶中，于是瓶中之月随瓶倾而空，虚空一片，无色可取。大有“道可分不可分，无在无不在”的禅机妙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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