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钧，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获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汉学史和近代中西文学交流史，代表作有《卫三畏与美国早期汉学》、《鲁迅翻译研究》。

　　张西平，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副主任，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会会长，国际中国文化研究会会长，《国际汉学》主编。长期以现代西方文化，1500—1800年的中西文化交流史、西方汉学史和中国基督教史为主要研究领域。代表性著作有《历史哲学的重建》《中国和欧洲早期哲学与宗教交流史》《传教士汉学研究》《欧洲早期汉学史》《文学于中西之间》《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调查》（主编）。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比较文学研究具有优良的传统，王佐良、周珏良等学者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先驱。北外也是国内最早进行比较文学教学和研究的高等院校之一。为了更好地推动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我社拟在十二五期间（2011——2015）计划出版北外比较文学论集5辑，每年1辑。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第一辑）》主题是中外比较文学研究，含20篇论文，包括三个部分的内容：跨文化理论研究；翻译研究；汉学史研究。这些论文都是北外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

　　对“中国中心观”的质疑，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1．方法论的质疑

　　尽管“中国中心观”的方法论受到不少中国学者的赞扬，但同时它也受到了一些批判。例如，译者林同奇（1986；1989）在表达对其理论框架赞赏的同时也指出，柯文“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未能根本解决如何对历史现实的主观与客观方面作出统一阐述的问题”；“‘中国中心观’始终未能消除人文主义和实证主义之间的矛盾”。此外，他还认为“移情”这一方法也有问题，因为“史家不可能也不应该放弃自己独有的立场”。他的最后一点批判，也是其他一些中国学者批判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的常用口实，即：中国中心观“强调区分，忽视整合”。“中国中心观”所重视的分区域和分层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有割裂中国的风险。以区域研究为例，如果仅从地理区划来看，中国的确可以清晰地分为这样或那样的“大区”，但自古以来，“中国”就并非是纯粹的地理区域概念，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以及其他各种要素共同构成了一个统一的“中国”概念。对此，夏明方（2006）还进一步指出“中国中心观”的另外一个可能，即“夸大中国内部汉族与非汉族族群的差异性”，而这将“导致族群对立及国家认同之分裂”。近年来，顺着“中国中心观”的逻辑，一些美国学者提出要进一步深入中国内部，于是出现了“满清中心观”等各种“中心观”，形形色色的“中心观”，其细化的最终指向就会是对研究对象的割裂，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2．中国大陆史学传统角度

　　“中国中心观”引入国内后，由于其“外部看中国”的异域特征，与国内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产生了矛盾。周广远（1988）担忧，在中国发现历史会“导致对1840年在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地位的否认，从而使中国半殖民地这一事实也变得无足轻重”。周广远的担忧基于中国大陆史学传统。虽然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西方的舶来品，但在数十年问它与中国的政治、历史纠缠交织，已经形成了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史学传统。在此传统中，中国的近代史开始于1840年，以鸦片战争为其标志性事件。自那时起，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一社会性质解释了1840年以来直到1949年中国的主要事件，中国革命史也是基于此谱写的。对此夏明方（2006）更加明确地评论道：“柯文企图荡平传统与近代鸿沟的根本的目的是有意无意地对实际发生的中国现代化道路，或者准确地说，是对中国革命之合法性的质疑。”由于“中国中心观”试图从中国内部寻找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方向感，那么以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代理人为主要目标之一的中国革命岂不是失却了很大的合法性？罗岗（2013）进一步引申了对中国革命的思考。在《在中国，何处发现历史？》一文中，他追问道：“是从绵延不断的‘文化（传统）’和各显差异的‘地方，中寻找现代中国自身的‘剧情主线’，还是从追求突破的‘政治（革命）和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发现中国独特的‘历史线索’？”在他看来，革命具有“创造性破坏”和“创造性转化”的独特功能，理应成为近代中国史发展的主线索。

　　3．内外部因素结合

　　对于“中国中心观”由一个中心转向另一个中心的理论取向，有不少中国学者都提出了质疑，他们普遍认为，不能因为西方中心有弊端就简单地走向中国中心，因为任何形式的中心论都是值得怀疑的。

　　罗荣渠（1991）就指出，“西方中心”和“中国中心”都是片面的，应该考虑中国走向现代世界是内外因素的合力作用。而汪熙（1993）也认为“内外因应该结合起来看”。陈君静（2002）指出“中国中心观”有矫枉过正之嫌，因为如果仅从中国内部寻找历史事件的原因，就会“忽视了近代中国社会是在‘西力’巨大的冲击之下被迫转型的历史事实，并导致对外部势力在中国社会内部结构里面所发生的毒害及其灾难，估计不足”。她也主张“史家把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看作是各种内外因素互动和‘合力，所推动的，从单向度研究改为多向度的综合研究”。与此类似，罗志田（2004）提出要借用李济，“异国眼光与本土眼光互补”。而王永平（2013）则试图为超越“中心论”指明方向。他指出：“欧洲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观”都是狭隘历史观，强调要树立全球史观。任何形式的中心论都可能导致眼光的偏狭和思维的陷阱。越来越多的研究说明，自近代以来，甚至明清之际以来，中国就已经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因此，近数百年发生的中国事件必然是世界史的一部分，而世界史的重大事件发展也必然对中国产生影响。这种影响的造成，或是由于千里之遥的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贸易，或是万里之外的英格兰煤矿的发现与开掘，又或是由于更遥远的墨西哥白银的流入。这使得对近代中国的解释必须置于世界历史总体发展的框架中。

　　……

跨文化理论研究

中国文化外译的译者主体应是国外汉学家 张西平／3

分析后现代文化理论流行的缘由 王 炎／8

“中国中心观”在中国的影响与接受 姚 斌／17

从白晋与马若瑟师生关系看耶稣会索隐派在华之盛衰 李 真／26

接触与冲突 ——马戛尔尼访华使团前后的中英信息场初探（英文） 叶向阳／41

跨文化的想象与构建 ——《饮梦茶馆》的中国叙事与再现政治 黄丽娟／69

对形象学理论的两点思考：以赛珍珠的《大地》为例 张秀峰／80

翻译研究

阿列克谢耶夫的《司空图＜诗品＞译注与研究》 柳若梅／89

16世纪“四书”拉丁译文手稿新探 罗 莹／100

但丁《神曲》汉译考察 张明明／113

教化与启蒙 ——明清两部《伊索寓言》汉译本小议 薛维华／126

马礼逊圣经翻译的文本分析：以《希伯来书》十一章为例 周 哲 梁 颖／134

《名公书判清明集》英译本简析 孙 健／152

汉学史研究

陵塞维诺（ANTONIO POSSEVINO）《丛书选编》（1593）中的中国 MiChele Ferrero

（麦克雷） 陆杏译／165

梵蒂冈图书馆藏汉籍版本价值初探 谢 晖／179

久保天随和他的中国文学史 赵 苗／189

东西方文化的一次历史邂逅 ——1935年梅兰芳在苏联的演出 梁 燕／198

从美国留学生看民国北京的学术地位 顾 钧／205

略论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历史分期与主要观点 管永前／211

文明的圣地——约翰·贝尔笔下的中国形象 蒋雯燕／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