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艺再研究》：
第一节 “大东亚共荣圈”与“道统中国”的对峙
在中日战争的具体环境中考察毛泽东《讲话》的产生，及其对中国文化道路选择的意义，首先要了解在其同一时代，中国文化面临的最主要现实问题，以及它所存在的最重要可能性选择。这是当时《讲话》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对话前提，也是今天理解《讲话》意义的主要参照对象。
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最主要困境，就是日本侵华战争所带来的国家主权、民族生存、文化合法性的全面危机。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与蒋介石国民政府“抗战建国”意识形态之间，主观上各自为自己国家树立合法性以相对抗，客观上又都共存着与中国传统文化帝国观念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日本方面在侵略现代中国的同时，却大量征用传统中国历史文化为自己构建合法性；国民政府“抗战建国”理论，主要借助上层精英力量，谋求在现代世界中复制传统文化帝国模式。最终，这套思想在理论上不能根本否定和超越“大东亚共荣圈”理论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处境的定位；现实中也没有实现反侵略战争的有效动员，更没有完成带领一个传统民族在危机中重建自我走向新生的任务。针对后来有学者将中国抗日战争主要理解为农民民族主义发挥决定性意义的论调，美国学者马克·赛尔登质疑道：“如果农民民族主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为什么是反叛的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政府成为主要的‘受益者’？毕竟，在1937年战争爆发的时候，国民党政府已经巩固了它的权力。它是在国际上受到承认的政府。到1935年，它已经将主要的军阀即共产党打败了。而且，它也到乡村地区组织抗战。简言之，像美国、英国、德国、苏联和日本的统治集团一样，国民党也处于从战时民族主义中受益的优越地位。”
确实，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作为当时的全国合法统一政府，承担着动员组织全国民众抵抗日本侵略的国家职能。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前，与国民党处于敌对状态的共产党，已经通过声明和军队改编等方式承认了国民政府的合法政府地位：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愿意“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并派叶剑英在西安代表中共中央向南京政府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当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将中国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随后将在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十三边界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从军事上承认了国民政府的领导地位。此时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也“号召全国一致拥护国民政府”。直至抗日战争胜利，蒋介石国民政府坚守抗日阵营，政府军队在正面战场上付出了重大牺牲。然而，蒋介石政府抗战的主要成就体现在正规军的军事对抗，而在动员和组织全社会物资人力投入这场民族战争方面，却成效甚微。国民党于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就体现出抗日态度积极而组织人民无力的倾向。因此，与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上付出巨大牺牲、“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悲壮抗战同时发生的，是日军继之前占领东三省之后，在中国战场上长驱直入。短短一年时间，从华北到华东全面沦陷。并且，最后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没有最终成为国民政府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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