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条盘筑法是新石器时代最常用的制陶方法，直到今天仍然被采用。为了保持豆的稳定，一开始它的底座形体较大。在历史上还有用其他材料做成的“豆”，大致有青铜、木制和竹制的。古时候人们用竹豆盛放肉干等干燥食品，用木制的豆盛放带汁的食物，而陶豆则是吃喝用的普通饭碗。用最原始、最简易的手捏成型法制作陶豆的上半部分，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可以随时对器形做调整，不过用这种方法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器形。后来根据盛放食物的需要，人们把豆的上半部分越做越大，豆也就越来越接近我们现在用的碗形。豆的形状在人们长期使用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中逐渐发生了变化，这样的改变在今天看来是必然的，但是在几千年前，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却体现在这一点点细微的变化之中。
王雪纯：“从豆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技术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豆被做得越来越漂亮，越来越精致，逐渐衍变成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现今我们所知叫豆的容器不止一种，而且它们的作用也远远超出了简单的容器的范围。”到了春秋时期，豆有了更大的变化。那个时候的豆已经制作得很讲究，被当作礼器了，带盖子的豆，外表增加了装饰的豆都出现在那个时候，更有一些制作精美而复杂的“豆”出现在祭祀等重要场合。由于豆是古人日常生活用品，所以它的变化更显现出一个时代、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生态环境和技术水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等级、辈分的观念非常强，豆也不例外地成为这种传统习俗的象征物。
戴吾三：“那个时候地位高、身份高的人拥有的‘豆’就多，年龄大的人享用的‘豆’也多。《礼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给六十岁的人三份食物、七十岁的人四份食物，以此类推。那个时候对年龄大、地位高的人的尊敬，表现在食物的分量上。那时一豆的量相当于现在两个易拉罐容量，大约有820毫升。”春秋战国时期是度量衡从建立到逐步健全的时期，也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见度量衡器具比较多的时期，豆在其中也充当了一个角色。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中，提到齐国的4种量器：豆、区、釜、钟，其中就有“豆”。
戴吾三：“也有专家指出豆不一定是标准量器，因为陶制的豆不如青铜器规范，所以豆很可能是地方或民间用的一种量器。
“据说我们比较熟知的量具斗就是由豆演变而来的，这个说法虽然没有得到专家的证实，但是在历史上，豆确实被作为量器和度量的单位被使用过。”王雪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一个流传很广的典故，这个故事是由陆游记载下来的。有一个叫田登的州官，因为他名字中的登字与‘灯’字同音，为了避讳，他要求人们称点灯为点火。元宵节到了，街道上要放灯，于是州府贴出的布告：本州依例放火三日。于是就有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讽刺故事。在繁写的灯字里有‘豆’字，就是古代的器物豆，按照过去的造字规则，灯和豆之间也有着某种关系。”早期灯的名称就是“登”，登中有豆。登的古字形表示双手捧着装祭品的礼器“豆”向上走，后来引申为上升、登高之意。那时的灯也写为金字旁的“镫”，这可能是因为后来有了用青铜材料做的灯。不过，不管灯是用什么做的，都要用火点燃，所以从汉代起，人们用火字旁的“烃”指灯具，金字旁的“‘镫”就专门指马具，“灯”字一直沿用下来。
戴吾三：“早期的器物功能并不十分明确，因此灯和豆的形制区分也就不明显。到了商代，开始用动物的油脂来点燃照明，这就需要容器，很可能最初的灯具就是利用‘豆’装上动物的油来点燃照明，以后才逐步有了专用的照明器物。”古语说，“瓦豆谓之登（镫）”，上盘下座，中间以柱相连，虽然形制比较简单，却奠定了中国油灯的基本造型。到战国后期发展起来的灯造型多样，与豆已经没有联系，但是如果古人在最初的时候不是用豆做灯台，也许灯的字形就不是这样写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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