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蝴蝶派与早期中国文化创意产业（1919年-1930年）》：
三、新消费群体的产生
鸳鸯蝴蝶派小说对电影的推动的一个体现就是小说的读者渐渐变成电影的观众，其中女性读者变成女性观众就是例证。
随着文化的嬗变流递，大众心中的偶像也出现了转型，谭嗣同就指出过：“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②古老的文化偶像逐步被现代的文化偶像替代，体现出了这一时期公众审美心理与文化观念的变化。现代文化偶像既包括随着文化转型而建立的一批新的文化范型，也包括日常生活变迁与情感变化中所形成的心灵范型。在大众传媒制造的传奇话语中，鸳鸯蝴蝶派对爱情的执着追求成为公众效仿的至情至爱的心灵范本并受到普遍追捧。他们的感伤体验不仅限于男女私情，也包含了时代转型造成的身份失落的哀伤。个人情感话语的极度伸张反面正是被主流文化拒绝后的沉默失语，悲苦体验与情感冲撞形成文学创作时独特的心灵轨痕。心感其味的灵感、无比细腻的体味、极致哀伤的刻绘、幽回曲折的描摹，自是顺理成章。这种感伤体验在书写与被书写中，被大众传媒放大、复制与传播，私人的哀情就成为大众的悲歌，哀婉的记忆就成为流行的传奇，进而在被市民认同与接受。
戊戌维新时期，由于维新思潮的影响，再加上中国社会危机日益加深，越来越多的妇女觉醒，“非使女子各有职业不可，欲女子各有职业，非大兴女学不可。”①女子中学的课程普遍地设有外国语，使她们具备良好的外语基础。阅读、观影与写作则成为她们的日常生活方式。都市与大众传媒机制提供出版便利和购买基础，促成了女性读者群的产生。当时的上海滩，女学生几乎成为新女性的代表、交际圈内引人注目的新群体，她们闲暇之余喜读鸳鸯蝴蝶派小说，②如小说《玉梨魂》就是一例，该小说在《民权报》连载时，报纸销量为之激增。据范烟桥等人估计，《玉梨魂》的印数达几十万册，尤其是闺阁女郎，几乎人手一编，醉心于书中男女之恋。徐枕亚还因此将书斋命名为“枕霞阁”“望鸿阁”等。徐枕亚的继室刘氏是清代最后一科状元刘春霖的女儿，她就是《玉梨魂》的忠实读者，极羡慕徐的文采，后托父亲的朋友做媒嫁给徐为继室。远在北京深闺的女性就能熟读《玉梨魂》，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女性缘可见一斑。一些演员也是忠实的读者，如女星毛剑佩就常看这类衷情小说，“每临窗小坐，喜嗑瓜子，读小说，以遣永昼。”③杨耐梅也喜欢阅读小说《玉梨魂》，为演好角色，又再读几遍，“重阅玉梨魂小说者数遍，所有诗文，多能咏诵，对于剧情，遂易体会，能适合筠倩之身份。”④她们在徐枕亚等人的小说中感受渴望突破藩篱的冲动，又在盛行的哀情片中体味与她们切身处境类似的情景，赢得深切共鸣，因此成为电影《玉梨魂》的观众理所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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