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爱欲观与文学观的升级换代，即于焉发生。这升级换代显然和他的处境及心境的改善、修养及经验的扩展相适应。此时，作为渐获好评的小说作家和生活渐趋稳定的大学教师，沈从文已告别了先前那种苦感备受压抑不能表白的苦闷，也不再有难以发表而牢骚满腹的怨气，于是他现身说法，向苦苦挣扎的文学青年以至文学同行强调说，文学事业需要勤奋坚韧的坚持、需要不断积累文学的经验与技巧、需要形成独特的个性或者说差异性才能立足文坛，尤其需要用理性来节制感性才能获得均衡的发展，业已成功的沈从文甚至不无自傲地声称，他要用文学建造一座希腊神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按，此时沈从文所谓“人性”，实际上仍以他先前念兹在兹的“爱欲”为根底，只是如今经由周作人等京派大佬的影响而吸取了古希腊“灵肉二元均衡统一”的人性理想，并获得了在朴野而又优美的乡土叙事里寄托自己的人性理想之道。如此一来，赤裸裸的爱欲告白被含蓄优美的人性宣叙所替代，而根底则一以贯之——确实，30年代的沈从文所谓的“人性”在很大程度上乃是“爱欲”的替代性概念。
这可以说是沈从文的“爱欲观”的升级换代。如此置换，在创作上的成功实践和典型表现，就是朴野自然而又优美雅致得不悖乎人性的《边城》——
不妨试来写一个小说看看吧。因此《边城》问了世。这作品原本近于一个小房子的设计，用少料，占地少，希望它既经济而又不缺少空气和阳光。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事实上，沈从文整个30年代的创作，都在“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而其所谓“爱”在很大程度上又都集中于人类在“爱欲”上的矛盾、纠结与挣扎，这在沈从文心目中乃是“人性”的最高表现，至于乡土题材还是都市题材，则都不过是寄托爱欲的背景、借喻风情的风景而已，也因此关于沈从文这些小说之真实与否的争辩，就有点刻舟求剑、胶柱鼓瑟了。即如《边城》，曾有人以其未必真实为病，但沈从文却分辩说——
文字少，故事又简单，批评它也方便，只看它表现得对不对，合理不合理；若处置题材表现人物一切都无问题，那么，这种世界虽消灭了，自然还能够生存在我那故事中。这种世界即或根本没有，也无碍于故事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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