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神信仰作为一种精神民俗，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与社会的过程中形成的心理经验，这种经验一旦成为集体的心理习惯，并表现为特定的行为方式而世代传承，就成为精神民俗”。它源于人类生产力水平与认识自然能力的低下，人们对自然界的现象十分无知，往往以自身的主观想象去替代，从而产生“灵魂不死”观念和鬼神崇拜。中国有着悠久的鬼神文化传统，鬼神信仰已成为俗民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俗民常常会求神拜鬼，祈福避祸，鬼神信仰对国民的精神控制和人格养成起着巨大的作用。在古代小说中，对鬼神信仰民俗的叙事，因为鬼神被视为“实有”的民俗事象加以表现，并无批判性的立场，如鲁迅所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人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到近代，鬼神迷信开始被揭批。到“五四”时，人们认识到：“欲彻底的打倒迷信，必先从文化的环境着手，环境改变，知识变成普遍化，人们的基本需要也有了代替的满足，那末，迷信自然会销声匿迹。”因此，鬼神信仰作为一种叙事元素在二三十年代小说中被广泛表现，并在张扬科学理性的启蒙叙事中得到了激烈批判。
鲁迅的小说《祝福》写出了祥林嫂对地狱的恐惧，她的畏惧是俗民基于鬼神信仰的畏惧。祥林嫂因为嫁过两次，嫁第二个丈夫，不久又夫死子亡，被视为克夫克子者。她害怕死后分尸，于是“捐门槛”，即便如此，她还是未能得到禳解和认可，于是在精神的痛苦中死去，这揭示了把祥林嫂推向绝境的终极原因是由封建礼教和风俗习惯掺和而成的社会民俗，小说借民俗信仰批判了祥林嫂的精神愚昧。小说一开始先渲染浙东鲁镇岁末谢年祭祖的民俗背景，揭示古老封闭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农村社会，为祥林嫂悲剧故事的叙写设置了一个独特的民俗背景，然后将祥林嫂放置在一个民俗叙事世界中进行塑造。祥林嫂初来鲁镇，“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祥林嫂的服饰表明了她的新寡，基于这一民俗事象所传达的信息，“四叔皱了皱眉”，不喜欢祥林嫂。他对祥林嫂的歧视随着她的再寡而加剧。祥林嫂再寡来时，“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鲁四老爷照例皱过眉，“鉴于向来雇用女工之难，也就并不大反对，只是暗暗地告诫四姑说，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饭菜，只好自己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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